在贾家，如果要做生意，最现成的生意就是贩卖蔬菜。和叶明一起进厂的同事中，有个绰号叫雀儿的人，老婆在信用社工作，他对经商也很感兴趣，和叶明一拍即合。考虑到人手不够，叶明又把邹强拉了进来。他们从雀儿的老婆那里贷了四千元钱做本钱，开始做蔬菜生意。
重庆是一个蔬菜需要量非常大的城市。贾家的大部分外销蔬菜，主要销往重庆。按叶明的思路，应该先拿人到重庆了解行情，如果能联系到买家，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雀儿不同意，他说：“昨天王八斤才从重庆回来，说重庆的蒜苔卖一块钱一斤。”
当时贾家的蒜苔也就四毛多钱一斤，这一进一出的差价，想来也叫人激动。不过这是听说的价钱，不知是否可靠。
叶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仅靠道听途说的价格就下手，未免也太草率了点儿。”
但雀儿毫不理会：“敢向毛主席保证，王八斤刚从重庆回来，他亲口给我说的，重庆的蒜苔一块钱一斤。”
雀儿年龄比叶明大好几岁，似乎对毛主席也更有感情，因此最喜欢向毛主席保证。叶明转念又想，本钱是从他老婆手里贷出来的，他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再说，即使王八斤说的话有出入，但重庆的蔬菜价格肯定会比贾家高许多。蒜苔到了重庆，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绝不会亏本。另外，从贾家到重庆，有四百多公里路程，如果先到重庆了解行情，这一来一回至少得两三天时间，产生的费用不说，时间也去了；待人回来，行情可能又变了。没有绝对的真理，是生意就有风险，顾虑太多，什么事都做不成。于是叶明不再坚持自己的看法了。
他们有所不知，比起其它生意，蔬菜生意的风险更大。
他们分了工，叶明负责找车，雀儿和邹强负责收购蒜苔。那时运输非常紧张，汽车很不好找。几经周折，叶明在川拖厂找到了一辆载重五吨的日野大货车。他们给了司机五十元小费，然后连夜把五吨多蒜苔拉到了重庆。
一到重庆，所有的人都傻了。
他们先到就近的农贸市场转了转。蒜苔的确卖一元钱一斤，但重庆人买蒜苔是一根一根地选的。一元钱一斤的蒜苔，即使对重庆人来说，也是奢侈的高消费了，只能一根一根的选，而不能一把一把的买。而且，这是蔬菜公司零售的价格，批发价多少钱一斤，还不得而知。一见那情形，不觉叫人心里打了一个寒颤。五吨多重的蒜苔，如果一根一根的让人选，不说卖钱了，就是不要钱，不等人选完早就烂掉了。
他们把车停在朝天门码头，然后分头去找重庆最大的农贸市场。
市中区的大阳沟，是重庆当时最大的农贸市场。叶明在这里找到了一家国营菜场，并找到了一个姓方的主任。开门见山地，叶明说明来意，表示想和方主任一起合作。
方主任长得有点像电影《地道战》里的汤师令，门牙有点暴，鼠眉贼眼，天生一副吃像。他告诉叶明，政府每个月补贴他的菜场三万元，用以平定菜价。也就是说，国家允许他每个月亏损三万元。三万元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叶明觉得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靠山。他问了一下目前蔬菜的行情以及他们的收购价，特别问了蒜苔的收购价，然后才告诉方主任，“我现在就有一车蒜苔在重庆，等着出手。”方主任问叶明一车蒜苔有多重，叶明说五吨多。方主任一听就叫了起来：“你简直太黄了！哪有你这样做蔬菜生意的？品种要多几样，不能一样菜就弄几吨来，不然再好的菜也卖不起价钱，甚至会烂掉。”叶明马上给了方主任五十元钱，他不语了。五十元钱，相当于一个老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叶明要他无论如何先把这一车蒜苔解决了，“以后可以先给你联系，然后再把菜拉来，所得利润算你一股。”
最后他们的蒜苔价格谈成六毛钱一斤。方主任另外又联系了一个菜场，总算把问题解决了。这五吨多蒜苔的平均收购价，大概是四毛钱一斤，如此算来还是有钱赚。但是叶明他们没有想到，一斤蒜苔到了重庆，水分要丢失近百分之二十，加上运费和其它开支，结果还亏了一大截。
不过，即使这样，叶明他们也还算是幸运的。当他们到朝天门去押车时，又有几辆挂着拖斗的蒜苔车，从温江赶到了重庆。一车蒜苔至少有七八吨，温江到重庆近六百公里路程，光运费可能就上千元，而那时叶明他们一个月的工资仅五十多元；温江的蒜苔老板满怀希望地到了重庆，一打听到蒜苔的行情，立刻就哭了起来。有的商家告诉他，你这蒜苔就是不要钱，我也没地方给你堆放呀。那意思，这这几挂车的蒜苔，恐怕只有倒进长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