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公社、大队，都有宣传队。不过，这些宣传队只在重大节日的时候才举行演出活动。虽然叶明喜欢笛子，但他更喜欢独自一人聆听自己的演奏。其次，如果加入宣传队，虽然能十分轻松地挣到高工分，但意味着节日不能回家。特别是春节，不能回家对知青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事，因此叶明放弃了去宣传队的机会。工分不仅是知青分配粮食的依据，也是一个知青表现如何的重要依据。即便如此，他也更愿意在春节的时候回家。
水库总指挥部的宣传队不一样，它的目的不是活跃节日气氛，而是活跃民工的文化生活，因此长期存在。隔三差五的，宣传队就要在工地上演出一回。所谓宣传队，不过就是几个搞乐器的，加上几个唱歌跳舞的。大家蹦的蹦跳的跳，吹的吹拉的拉，凑上一台节目，选一个平整点儿的空坝，就可以演出了。笛子和二胡是这类宣传队最常见的乐器。演出水平当然不怎么样，但只要有演出，民工们照样乐哈哈的。
叶明见过的演出，最好笑的是有一个唱歌的，在台上唱着唱着，把一首歌唱循环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结束了。最后乐队停止了演奏，她才下了台。许久以后，观众才反应过来，于是顿时掌声雷动。
平常独自吹笛子的时候，叶明知道别人也听得见，甚至也希望别人能听见他的笛声，但是初次在这样的场合演出，他也会感到紧张。站在台上，一见到台下密密麻麻的观众，感觉到有那么多的眼睛盯着自己，叶明顿时浑身不自在起来。因为怕出错，便不能像往常那样沉浸在旋律中，自然也不如平常那样把笛子吹好了。也许他这个人生来就出不得众，按现在的话说，心理素质不行。不过，多几次下来，感觉好些了，但总不能像独自吹的时候那么自如，那么自由自在。任何一种艺术，把玩它和按照某种需要去表现它，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后者却没有。
相对而言，在宣传队挣工分，就比在工地上轻松多了。男女一大帮，整天嘻嘻哈哈，也愉快得多。另外，在总部虽然也是住工棚，不过同住的人大多年龄相当，知青居多，也卫生得多，比起大队的工棚自然好得多。叶明为此感到庆幸，心想自己可以好好地水库上干下去了。
可是好景不长，一天晚上，在他睡着的时候，嘴角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咬了，第二天肿得老高，而且还伴有低烧。什么地方不咬，偏偏咬在了他的嘴角上，咬在了挣饭吃和吃饭的地方，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过了两三天，也不见好转，叶明感到非常沮丧。他担心被咬的地方感染，会越来越严重，于是就想去卫生院看一下，也好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就这样，他只好告假了。
离开宣传队，叶明不想再回工棚。在工地上干了几个月，他的全身被蚊虫叮咬得伤痕累累，几乎没有一块好地方；再者，这种热闹的场面，这种朝夕相处的集体生活，也使他感到有些过于吵闹了。突然间，他想清静，想回家。
回家的愿望一抬头，就再也没有办法打消了，而且，一刻也不想停留。
叶明再一次体会到，即使是非常平凡的正常生活，对他来说似乎总是那么艰难，那么难以坚持下去。也许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意志问题，或许还有一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在里面。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喜欢或者能够适应什么样的生活。他常常思考这个不得答案的问题，为自己的未来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