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生产队的时间长了，总有那么一段时间，无论干什么，哪怕什么都不干，也会厌倦、烦躁。干活的时候，也有人手把手地教叶明，也有人好奇地拿他寻开心，这是免不了的事。叶明一向不喜欢开玩笑，即便是说笑，他也从来不说脏话，当然更不愿意别人用极不雅的语言拿自己寻开心了。有时别人拿他寻开心，他会突然心里发毛，莫名其妙地烦躁到了极点，甚至想动手。有一次，他居然用一块石头朝别人砸去，然后头也不回就走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看上去斯斯文文、有着一张和善的脸、笑起来非常地有亲和力、从来就不令人讨厌的叶明，突然一下子怎么和一个凶犯似的，这是叶明吗？幸好那人跑得快，自然是吓了一大跳。其实，叶明自己也吓了一大跳。但在这个时候，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过去和别人打架，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叶明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个沉睡的魔鬼，它一旦猛然醒来，他自己都可能被它吞噬。在社会上鬼混了几年，已经使他养成了坏脾气，仿佛已经把他变成了一只火药桶，一点就会着，就会爆炸。因此，每到一定时间，叶明就特别想离开生产队。不论去哪里，只要有地方可去就行。
对家人，对朋友，对粉妹的思念，以及那种难以忍受的空虚和寂寞，会日积月累地打破生活的平衡。时间会堆积这种思念，这种思念也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而增加。虽然叶明不想回到从前的生活中去，但他不能阻止自己想念朋友和想念粉妹。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感情并不能被意志所控制。没有她的生活，是很不一样的。孤独、寂寞、空虚、苦闷，包围了一切，总有一天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时候，她是他的一个减压阀，是他逃避现实的一个通道。他需要她的爱抚、滋润，离开她时间越长，叶明越是体会到自己对她的渴求和需要。“也许，我这一辈子都离不开女人。男人需要女人，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有时叶明会为自己的软弱感到悲哀。于是想，“如果我和她一道下乡，生活在农村，也许并不坏，也许我们一样能习惯。”不过，想她的时候并不能回家，因为多数时候身上并没有回内江的路费，那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叶明的经济来源一方面是父母每月给的十元钱，另外就靠卖口粮了。回一趟家，大概需要卖十斤大米才能解决往返的费用，因此他不可能经常回家。到后来，他总希望自己尽可能时间久一些才回一次内江，这样自己才可能习惯于“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可能“不再回到过去”，才可能摆脱过去的生活，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应该怎样地生活。
叶明时常想，如果自己呆在内江不下乡，可能终久会出事。当然，自己的命运也可能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离开内江，在某种程度上说不仅是离开了她，也是脱离了一种生活，脱离了潜在的危险。下乡不到一年，他对在社会上鬼混已不再感兴趣了。这就是他最大的成就。现在，他只想就这样呆着，磨时间混日子，等待着命运的转机。好歹，自己是安全的。他想，只要还活在这个世上，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的。
想她的时候，叶明就给她写信。多数时候，信写好以后他并不寄出去；似乎把自己的思念写在了纸上，这种思念也就减轻了。实际上，写信是他的一种精神寄托，是一种心理需要，是一种心灵的对话；如果心灵也需要呼吸的话，写信就是这种心灵的呼吸。
他和肖锋一直都保持着通信。肖锋没有下乡，高中毕业以后不久就参加了工作，也渐渐地疏远了过去那些江湖朋友。而和叶明的友谊，则更加地牢固。宣泄情感，相互安慰和鼓励，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他们的通信一直保持了好多年，到叶明离开农村、参加工作许多年以后。可以说，他们都是对方最好的倾诉对象。这种倾诉有点像大热天人们喝的可乐，对彼此的身心都大有益处。
在生产队呆久了，出去走一趟，是对生活的一种调节。
更多的时候，当叶明想离开生产队的时候，他就身背着一个马桶包，里面装着一支笛子、一把口琴、一本鲁迅的《呐喊》和几件换洗衣服，然后远远的离开生产队，到别的知青家去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