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座！剿匪剿匪，眼下已经剿得丢了南京，连南昌都呆不住了，您居然还要继续清剿赤匪？！”
眼看着蒋委员长如今已是大敌当前、命在旦夕，居然还不忘剿灭赤匪，陈诚显然对这种“生命不息、剿匪不止”的疯魔精神感到很是不可思议，“……您现在最要紧的是联合各方势力，壮大我方阵营，甚至连赤匪也都可以联络利用，比如说订立一个合作盟约，这样才能背后有洋人撑腰的南京伪政府进行对抗啊！”
对于陈诚在病急乱投医之下提出的“通共建议”，蒋介石只是轻蔑地一笑：“……穷赤佬怎么靠得住？洋人怎么打得过？上海赤匪自陷死地，覆亡之期已是指日可待，真要跟他们搅合在一起，那才是找死呢！
唉，这世上的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的无奈啊！眼下‘何婆婆’（何应钦的绰号之一，因为他办事有些婆婆妈妈而得名。）得到全世界帝国主义撑腰，正是气焰嚣张的时候，我暂时只有退避三舍，让他和汪某人猖狂上一阵子。但是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中国的事情若是没了我蒋某人，就一定是玩不转的！”
“……这……就算是暂时要对南京方面忍让，委座，我们又为何还要靡费仅有的一点儿军饷，深入大别山那种穷地方清剿赤匪？鉴于当前的艰难时势，只要守住武汉三镇和江汉平原的富庶之地不就够了？”
陈诚似乎还是有些难以理解蒋介石的“深谋远虑”，“……失去了上海滩的财政支援之后，当前我方的军力财力匮乏到了极点，发行的钞票等同于废纸，刮地皮一时间又刮不出多少油水，更别提还要供养海军的那些吞金兽……清剿赤匪的军费从哪里来？总不能让将士和官员们节衣缩食、捐出薪水报效国家吧！”
“……唉，正是因为手里没有钱，偏偏开销又那么大，我才要这样不惜一切代价地卖力剿匪啊！”
蒋介石的回答似乎有些不符合逻辑。但接下来便解释了其中的奥秘，“……我已经跟香港那边过来的中介人联系好了，等到行营搬迁到武汉之后，汉口的英国和美国银行将会给我们提供贷款，甚至承接一定数量的公债，但是有一个前提——我绝对不能因为一时落魄，而跟赤匪勾搭。否则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陈诚这才恍然大悟——民国时代的武汉三镇，作为长江航线的枢纽，南中国内陆的工商业重镇，以及中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这里同样是风气开化、租界林立，素有“小上海”之称。所以。跟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一样，武汉这里同样有着一批华资和外资的金融机构，能够给各路政要和大帅们提供筹钱的渠道。
当然，眼下由于在上海的总行已经完蛋，武汉的华资银行分行自然也只有关门大吉。但那些外资银行、香港银行的武汉分行却依然能够运作，只要能够跟它们背后的大老板搭上线，蒋委员长就算在失去了上海滩的大钱包之后。也依然能够靠武汉的这个小钱袋苟延残喘下去。不过，美英帝国主义的钱也不是那么好拿的，发放贷款的首要前提就是跟赤色分子划清界限——而这正是蒋介石的天赋强项。
此外，通过美英帝国主义这一姗姗来迟的善意表现，蒋介石还从绝境中看到了东山再起的一线希望。
——虽然迫于红军攻占上海，可能从此掀起远东红色革命的巨大威胁，为了借用大日本皇军这把锋利的刀子，清剿上海的红色力量。美英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纵容日本在华势力的急速扩张，甚至允许日本打倒自己的在华势力代理人蒋介石，改而扶植了一个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中国政府。
但是，狡猾的美英帝国主义并没有坐视日本在中国开疆拓土，而是从一开始就准备了后招——利用日军清剿赤色分子的“借刀杀人”尚未开始付诸行动，接下来翻脸不认人的“卸磨杀驴”计划就已经在酝酿。具体来说，就是给蒋介石提供资金援助。让他暂时蛰伏上游，整兵备战。一旦未来时机成熟，美英等国就会一边逼迫日军撤退，一边放出这头老虎。再一次打倒南京的亲日派政权，从而夺回一切在华利益。
对于此时在南昌坐困愁城的蒋介石来说，美英帝国主义的这个打算，自然无异于让他绝处逢生。
“……不用太担心何应钦的进攻，他借着日本人的东风，最多也就能打到江西，然后就会被我们的美国朋友和英国朋友阻止。等到我们在武汉站稳了脚跟之后，就筹备成立武汉国民政府，以便于跟南京方面分庭抗礼，再现宁汉对立的局面！嗯，最初当然要蛰伏一段时间，养精蓄锐。等到日本和美英的关系破裂之后，我们就能依靠美英友邦的帮助，沿江顺流而下，直扑南京，重建党国大业！”
蒋介石一边努力给此时依然不离不弃的爱将陈诚鼓劲儿，一边还讲了他在武汉“另立中央”之后的人事安排——自己当然是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前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担任国家主席兼行政院长，以便于收拢社会名流之心，而陈诚则就任军政部长，也就是原本属于何应钦的位置……遗憾的是，自以为有了万全之策的蒋介石，此时并没有预料到，想要在武汉三镇另起炉灶的“玩家”，眼下可不止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