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在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是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日本却是扬眉吐气的正常国家；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中国总算是能够独立自主、恢复正常了，而日本人却自己把自己送进了半殖民地这个火坑。
就最直观的层面而言，半殖民地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一个名义上独立的主权国家境内，但却有外国驻军，政府机关也都被渗透得好似筛子，说是有着外交军事财政等独立权利，其实都是一句空话。
毫不客气地说，真正就国家的尊严和独立而言，二战之后的日本恐怕连慈禧太后时代的大清帝国都还不如，大概也就能跟蒋光头的国民党买办政府差不多——比如说外交，李鸿章无论仗打得如何，在国际外交上毕竟腰杆还是能够挺起的，就算说话不顶用，至少也会理论一番；而战后的日本呢，外交上对其它国家倒还凑合，对美国则莫说什么挺起腰杆，干脆完全就是一副对美国老爷五体投地下跪都觉得自己跪得迟了还要打自己耳光的奴才摸样。说到财政，就算是慈禧太后也不过是打了败仗才要赔款，没有逢年过节就给洋人送钱道贺的习惯。而二战之后的日本人呢，美国主子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地方打个仗，压根儿就不干它任何事，可它就硬是用热脸贴冷屁股，自己掏腰包给主子贴钱，等到战后分赃的时候，却没有日本人的份儿。甚至就连到哥本哈根开个国际气候会议，美国人该出的那一份钱还得日本人掏腰包……
没办法，就算是家里再困难，心里再憋屈，美国主子也是一定要讨好的——虽然美国人不一定能让他们中意的人选当上首相（烂泥糊不上墙的事情很多），但绝对有办法让他们看不顺眼的日本首相乖乖下台！
至于说到军事，那就更不用说了，所谓装备精良、技术先进的日本自卫队，到底应该算是美国人的军队还是日本人的军队。日本政府恐怕自己也在心头打鼓，只能自我安慰说咱们跟美利坚合众国是一家，美国有的东西就相当于自己家有了，即使被美国欺负了，也不过是爸爸在教训孩子而已，无须大惊小怪……
这样一来，尽管日本在战后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却没有得到相对应的政治和军事地位，而这样的反差使得日本纵然再怎么肥壮，也只能成为美国的提款机，被一遍又一遍地剪羊毛，而毫无反抗之力。
同样的道理，在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各个政权的生存、壮大和衰落，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各自背后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力度。而即使某个政权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也免不了被剪羊毛和放血的悲惨命运——因为帝国主义之所以扶持它们，目标就是通过这些半殖民地政权来压榨人民的血汗。
比如在这两年的白银风潮之中，蒋介石就被一直支持他的美帝国主义狠狠插了一刀——罗斯福为了增加对华出口和转嫁经济危机，一边把美元和金本位脱钩，以便于印钞票“量化宽松”。一边推出《购银法案》，从全世界唯一采用银本位货币政策，囤积着大量白银的中国大肆套购白银，导致银元和银两在中国市面上大量流失，形成严重的通货紧缩。用美国国务院的话讲就是：“我们榨干了中国的钱”。
当时是银元时代，中国又不怎么产银，所以白银外流意味着流通的钱越来越少，古人叫“钱荒”。现在叫“通货紧缩”。钱是货物流动的媒介，没钱，货物就无法流动，市场交换就无法进行，古人叫“百货死”，那情况比通膨可怕得多。银价上升后，再加上洋货涌入。国内物价暴跌，农产品跌幅尤其惨烈，农村百业凋敝，农民叫苦不迭。叶圣陶的小说《多收了三五斗》。以描写民国时期农民的“丰收遭灾”闻名于世，背景正是这场白银风潮。其危害完全不亚于后世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
面对如此危局，跟未来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一样，国民党买办政权的第一反应就是向美国乞求饶命——1934年8月30日，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致电罗斯福，恳求美国考虑中国的困境，“中国将表示感谢”。美国政府拒不理睬。
到了1934年12月初，中国财政已经频临崩溃，连美国财政部长都看不下去了，想“帮助这些可怜的家伙”，建议罗斯福暂缓购银。罗斯福依旧不予采纳。这时的南京政府，可以说是极度凄惨，窘迫至极。欧美新闻界人士评论说：“中国人既没有能力对付日军，又面临财政危机，他们显然智穷技尽，走投无路。世人猜测他们只能屈服于日本，因为他们找不到任何帮助。”
在原本那个时空里，中国将会因此流出白银六万万两到八万万两，千年积累之贵金属财富被一朝荡尽。
然而，在这个世界，中国的其它地方倒也罢了，在上海滩这个远东最大的金银交易中心，各家外资银行辛苦囤积的巨额白银还没来得及运出中国，就被工农红军来了个一锅端，高高兴兴地炸开金库抢个精光，又顺手把银行经理吊死在路灯上，等于是从华尔街大亨们的身上狠狠割下了一块肉……也难怪美国政府的态度会变得如此暴怒，连“美日联合侵华”这样完全脱离历史轨迹的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同样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既然蒋介石这家伙的表现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