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导致巴黎公社覆灭得如此迅速的直接因素，就是法兰西银行的钱！”
对着一众红军将领，杨教授说出了这样一个有点让人难以相信的答案，并且随即作出了解释，“……须知，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要有组织地运转国家机器，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无法调动各种资源，也无法进行战争——巴黎公社的覆灭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在巴黎公社诞生的时候，处于它控制之下的法兰西银行，正是巴黎金融业的核心，当时的巴黎不仅是法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的金融中心。它发行的法郎是法国的法定货币，它握有的外汇和黄金是法郎国际购买力的保证，它出售的债券享有最高的信用级别，也是法国政府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
然而，掌握巴黎公社经济政策的那一派领袖，却十分幼稚地认为，巴黎公社的目标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为法兰西的中央政府，因此无权也没有必要接管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这些有着道德洁癖的革命者们，就这样任由这个银行掌握在与反动派有着密切联系的银行家手中，从而铸成了致命的大错。
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谁掌握了法兰西银行，谁就掌握了法国的经济命脉。这条命脉既决定了资源由谁调配，也决定了国家机器为谁服务。所以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说，假若公社用暴力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
他们更没有意识到，不事生产、巧夺豪取的金融资本家跟无产阶级政权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天然矛盾，即使在其他资本家都已经屈服的情况下，金融家依然会疯狂地跟无产阶级革命者战斗到最后一刻！
结果，在巴黎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法兰西银行账面上仅现金就有数十亿法郎。而公社只从法兰西银行弄来了十分可怜的1600万法郎借款——公社没有接管法兰西银行。结果就是守着金饭碗挨饿，而且无法迫使以罗斯柴尔德为首的银行家们向凡尔赛政府施压，逼迫他们和巴黎公社和谈，反而让银行家们有机会向凡尔赛汇去2亿多法郎！有了这笔巨款，凡尔赛政府才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把撒钱招兵买马。在原本仅有一万多残兵败将的基础上，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重新集结起十一万大军向公社发起反扑！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些国际银行家的穿针引线、劝说施压，才迫使已经兵临巴黎城下的俾斯麦首相和威廉皇帝，向法国政府让步——不仅就地遣返了数万名法军战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让法国政府获得了宝贵的兵员补充，甚至允许凡尔赛方面的法军穿过德军的防线，向巴黎发起进攻！
德国人不得不听从银行家吩咐的原因也很简单——这些银行家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如果他们不肯帮忙剿灭巴黎公社、恢复法国的秩序，德军就永远也别想拿到五十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就算德国人想要趁机抢占大片法国疆土来弥补拿不到赔款的损失，在当时也是行不通的，因为会遭到英国和俄国的干涉。而德国尚未真正统一，军队也已经十分疲惫，俾斯麦首相实在不敢把战争拖延下去。
结果，在金钱的魔力之下，德国和法国这一对仇深似海的宿敌，竟然火速结成了反革命统一战线，开始联合起来剿灭他们的共同敌人巴黎公社。而令人扼腕长叹的是，与此同时的巴黎公社革命者们，却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师待遇这些琐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剧就这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说到这里。杨教授不由得幽幽地叹了一口气，“……巴黎公社的教训表明，没有掌握经济命脉的革命政权，是何等的脆弱和不堪一击；也表明在现代社会中，银行。特别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政权和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同样也不例外！
现在，我们既然打进了上海滩的十里洋场，就等于是抓住了蒋介石政权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的心脏！不趁机把他们的心脏挖出来狠狠地踩烂，难道还让这些银行继续给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供血，资助他们招兵买马，甚至收买列强军队干涉，举刀剿杀我们这些革命者不成？”
“……那也只要把外资和国民党的银行干掉就行了吧，为什么对私营银行也要痛下杀手？”粟裕问道。
“……哼！这些私营银行的屁股又有哪个干净了？他们一样承接国民党的战争公债，给蒋介石筹集军费，一样接受国际银行家的指使，千方百计绞杀中国革命！”杨教授冷哼着回答说。
“……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所谓的华资银行自然也不例外。日本有三井、三菱这样具备强烈民族意识的金融巨头，而晚清和民国则盛产像洞庭席家——就是“赤脚财神”大买办虞洽卿的后台——这样挟洋自重的金融洋买办；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进军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场则是外国银行控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