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搞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我们承认阶级斗争存在。但是我们要控制阶级斗争的规模的方式，不能搞暴力革命的那一套，只能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用选票和工会斗争进行阶级斗争。为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争取经济上的利益和政治上面的权利，不就是我们中国gcd的使命么？只要我们的党能够永远承担起代表工人代表农民的使命，就不会有财团控制国家的那一天。哪怕我们国内不再有任何一家公营企业，只要我们中国gcd人还需要工人、农民的选票进入议会和汤山总理府，中国就不是大财团大资本家控制的国家！反之，即使所有的工商企业都是公营的，就像现在的苏联、日本、印度那样，你能说他们是真正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吗？”
常瑞青轻轻挥动拳头，胸有成竹地往下说：“至于战后军工产品的需求肯定萎缩，但是重工业的需求却不会萎缩，而且还会增加。因为我们得到了超过两千万平方公里的新国土……要把这些土地真正控制在手里，变成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就免不了要大量投资建设基础设施，然后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工程，什么公路、铁路、电厂、电网、水厂还有城市里面的各种管道乃至医院、学校、警察局、监狱、兵营、政府机构大楼等等的都需要政府掏钱去建设。我们向美国人借的钱，还有发卖公产得到的资金都要投到这些地方，另外还要吸引外资投入西伯利亚和中亚的铁路建设、电力电网建设和矿产开发中去。
另外，八大都会的开发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政府资金，这八个大都会的建设对联邦的未来是非常要紧的。纵观西方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史，都有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工业化就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工业化，只有当城市化率超过50%，一国的工业化才算基本完成。而咱们国家虽然拥有世界第三的重工业产能，可是城市化率还非常低，不过才25%左右（历史上民国末年是17%多一点），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国还差一半，更不用说西欧和美国了。所以在未来几年中，政府的财力主要将会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而不是直接去经营公营企业。”
廖仲恺闻言思索了片刻，才点点头说：“我明白总理的意思了，我们发卖公营企业和引进外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国内的重工业企业创造需求，并且加快对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开发。”
常瑞青有些失望地点点头，看来廖仲恺这辈子是分不清“官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了，不过他只要能服从自己，这个财政部长还是能做下去的。他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好吧，仲恺，你这样理解也行，等回国以后，我就打算开始发卖公营企业，除了社会保障部手里面的电厂、电网的股份陆续转为优先股外，其余的公营企业股份都要尽可能出售，实在卖不出去或卖不出好价钱的再转优先股。总之，这个过程要尽可能短一些，一定要在国际自由贸易和世界货币体系谈判完成前做好。否则那些英美大财团就要和咱们国内的大公司争利了，知道了吗？”
这回廖仲恺是真的明白，他点点头笑道：“总理，这个我都明白，有便宜也不能让洋鬼子占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