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金塔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是自1919年来，赤俄入侵我满洲、入侵我友邦德国、波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赤化日本、殖民波斯、扰乱印度等种种恶行，都使我们觉到金塔事件的发生是赤俄全面入侵的征兆。幸好西北方面处置及时，在赤俄侵略军侵入我国领土之前扑灭了事变，但是金塔的托匪伪军的覆没，不过是推迟了赤俄的侵略计划，绝不会让野心勃勃的托洛茨基放弃统治世界的妄想。
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中苏之战已经迫在眉睫，国家民族的命运将要处在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在这个时刻，任何一个中国人所能做的当然只有准备牺牲，准备抗战！战争既开之后，则再没有与赤俄妥协的余地，对于赤俄这样的敌寇的任何让步，都将是中华民族灾难的开始！我们五万万人民只有拼死一战，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而在战争未开之前，我们所应做的绝不是去争取和平。虽然敌强我弱，拥护和平又是我们的国策，但是赤俄在过去几年的行径已经让全世界认识到了，同这样一味好战而丝毫不珍惜和平的国家为邻，就必须时刻枕戈以待，而不能对和平抱有一丝一毫之幻想，更不能对国内甘为赤俄走狗的托匪汉奸有任何宽仁之心。
对于此次金塔事变和赤俄帝国主义，我们国民党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应该立即断绝同赤俄间的一切往来，以避免赤俄输出革命之害；（二）西北、东北、远东及蒙古等地。必须切实加强戒备，提防赤俄随时可能发动之侵略；（三）金塔事变中所俘获之托匪骨干或赤俄特工人员，如任辅成、布劳恩等。不能以任何理由释放；（四）应吸取金塔事变之教训，坚持推行改善农民生活之政策，消除赤俄输出革命煽动阶级斗争之土壤……”1924年12月20日，《申报》
“……我们必须警惕柏林三月事件和波兰事件在中国上演，赤俄对我国东北、西北和蒙古的野心从未熄灭，他们的打着gc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招牌，却在暗地里策划殖民主义的侵略勾当。而现在我们国内竟然还有人甘心情愿充当其走狗内应！对于这一类人，不杀实难以平民愤！”1924年12月21日，《大公报》
“……不能相信赤俄。不能相信gc国际，自1919年来，不，自17世纪中叶以来。俄国就一直视我中华为鱼肉。我们以真诚待之，他们却以卑鄙待我，背信弃义，鲸吞蚕食，不则一切手段攫取我国领土，对于如此恶邻，我们只能以兵戈待之，决不能再抱有丝毫侥幸！”《民报》
建立养老保障体系的“利民政策”还没有来得及在报纸上公布。已经结束的金塔事件却忽然开始发酵，上海的《申报》首先刊登国民党副主席蒋j石的署名文章。指出金塔事件是苏联侵华政策的开始，顿时举国震动，各家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各大城市的学生青年涌上街头，涌到苏联驻华机构门前抗议。
立法、参政两院议员们也提出提案，要求政府立即宣布与苏联、波兰断绝外交关系，驱逐两国在华的所有机构、人员。并且还要求政府明确宣布严惩在金塔事件中被俘的中国人民革命党党员和gc国际人员，无论如何都不能将他们释放。国民政府也在1924年的最后一天相应民意，正式宣布同苏联和波兰绝交，但是却始终没有表明严惩被俘的人民革命党党员和gc国际人员；国民政府宣传部长邵飘萍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希望新闻界保持冷静，目前政府正通过英国方面同赤俄当局谈判，准备用手中的人民革命党党员和gc国际人员换回波斯战争中的被俘人员。
可是新闻界和国民并不认同政府的回应，反而视政府同苏联谈判的行为为软弱，反苏情绪也更加高涨。随后，属于进步党的报纸《民国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暗示，国民政府之所以在对苏问题上稍显软弱，最大原因是中g内部存在相当多的亲苏派，而中国人民革命党的主席任辅成本人，就是中g早期的党员，还一度在缺席党的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当选中g中央委员！人民革命党的其他骨干分子，也大多是原先的中g党员。如果中g不能彻底消除苏联和gc国际在其内部的影响，将来一旦中苏开战，苏联很有可能透过亲苏派获得国防军的关键情报，情况将变得非常危险！
紧接着，更多的关于部分中g高层和苏联之间“亲密往来”的资料被曝光出来，不少中g核心人物都牵涉其中。“发现”这些情况后，国民党、进步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组织向国民政府和中g发出公开信，要求中g清查其内部的亲苏分子，同时对被俘的人民革命党党员和gc国际成员进行公开审判，并且明正典刑。
在《申报》刊登出蒋j石的文章时，就引起了常瑞青和中g中央的高度重视。为此，中g中央政治局连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策。中g主席毛zd也从兰州返回南京参加会议，并且在会议上明确提出，这是国民党利用中g和gc国际的“特殊关系”在发动政治进攻，中g必须立即反击，否则将有可能殃及今年的选情。但是在如何反击的问题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g高层却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