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方子达连忙找人查了查，几天后中央银行下属机构把统计的结果递交上来，方子达一看就发火了。
的确如杨度所说，这几年银元铸造从第一年的2.47亿元开始，到今年一共铸造了12.85亿元，其中币值最大的一元银元占了7.9亿，按理说根据中央银行计算，以这样庞大的货币投放量应该能满足商业需求，可实际结果汇总，市场流通的银元仅占总投放量的40%左右，除去一些土财主有藏钱的嗜好，但50%以上的银元居然消失无踪，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愕。
看完报告，方子达立即就找来周元良，让特工处立即核查此事，必须要搞清楚这些银元的去路，要不然中央银行一方面大批投放银元，而市场又莫名其妙地消失近半的货币，一旦有变，将给中国经济带来重大打击。
周元良接到命令后马上安排精兵强将，并由中央银行配合对银元事件进行实查。十几天后，周元良急急来到方子达办公室汇报。
“出境了？”
“是的先生，根据调查显示，在天*津、上*海两地，这两年银元的兑换量尤其庞大，但根据统计结果，流入这两地和流出的数额相差悬殊，为此我特意查问了下海关方面，据说经常有国外侨民携带银元归国，由此可见这些消失的银元肯定是出境了。”
“国外侨民？有那些国家？”方子达紧皱眉头问。
“英国、法国、德国、沙俄……不过……最多的还是日本人……。”
“啪！”方子达一巴掌拍在桌上，事情的真相已经大白。他至此已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自日本货币危机事件后，日本国内经济一蹶不振，从而导致日本政府强行推行以新币替代旧币，并实施外汇管制的政策。这个决策虽然暂时稳定了日本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但同样是一个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蠢主意。
为了尽快复苏国内经济，最好的办法就是趁欧洲大战的机会大量出口产品以换取资金，但由于外汇管制的施行，日元从原来的自由兑换转成了地区货币性质，从而导致进出**易的不便，何况受到重创的日本经济本就严重依赖外来资源加工再出口的这种方式。如此一来日本政府在新经济政策下要想改变目前情况并不乐观。
但日本人一直都是善于思考，或者说直白点是满肚子坏水，总琢磨着走捷径耍小聪明的。既然依靠国内工商业在短期内无法改变经济状况，他们就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市场，并打起了中国政府的法定货币——银元的主意。
走私大量银元，利用日本现实施的双轨制货币政策，在国际市场一个转手就能够获取巨额差价。何况，白银不仅是货币的一种，更是许多工业方面不可缺的主要原料。这样一来既能用最简单的办法扭转国内经济局面。又能借此打击对手，扰乱中国货币市场。这样的好事日本人怎么会放过呢？
想明白了前因后果，方子达忍不住自责。按理说，这种勾当并不算复杂，只是他万万没料到日本人会无耻到这种地步。
这其中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中国的海关并不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自1854年，英国、法国、美国三国驻上*海领事馆联合苏松太道吴建彰谈判，决定由三国各派税务司一个协助清政府征集关税。很快，这个委员会就扩大到了海关、航运甚至邮政方面，1859年。英国税务司李泰国被清地方政府任命为总税务司，成了中国海关的实际最高领导人。1861年，这个职位被清政府中央得到认可，1865年起，总税务司迁往北*京，从而开始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由外籍人员所把持的局面。
从实际上来说，海关总税务司虽然外籍人员权利很大。但这些人大多数职业操守还是不错的，其工作能力和工作效率远高于中国职员。这也是民国政府成立后，收回航运、邮政等权利，但依旧让外籍保持税务司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方子达也是投了赞成票的，在他看来与其盲目地把这些人员赶走，而招来一帮只懂贪污受贿而根本不懂海关运转的官僚倒不如继续让这些人为政府服务。
可话又说回来，这些外籍人员终究不是中国人，他们对于中国海关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一个公司所聘用的员工一般，在日常工作中虽然尽心尽力，可同样也有着各种不同的私心所在。尤其是在海关关税的限定上，根据当年满清同各国协议，中国关税一直维持在5%这样极低的固定税率，使得本应该占据国民收入极大一块的关税在如今仅仅只占了极小部分。而且，总税务司中，主管的基本都是西方人，从感情上来讲制订规则等方面他们在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同时同样也偏向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这就造成了海关上的漏洞，也是日本人利用这些漏洞而壮着胆子走私银元的主要原因。
日本人搞的这出，令方子达怒火冲天，可要根治这事却不是这么简单的。方子达作为财政总长、中央银行总裁，绝对不可能像日本人一般搞什么强行外汇管制，禁止银元流通什么的蠢事，要是这样的话非得把国家经济搞得一片混乱不可。如今，他只有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通过外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