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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4月起，江浙一带的老百姓们突然发现身边新建的工厂一下子多了起来，尤其是在上*海周边区域，一家家工厂就像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一般。就算是安徽、江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不少传统商人也建起了工厂，就连一些官宦子弟都把资金投入了这股突然而至的实业大潮之中。.
4月到5月，这短短一个月间，全国新建工厂高达2000多家，其中70%以上和纺织业有关，剩下的技术要求较高的食品、化工、机械等工厂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比如上*海一地，就有火柴厂、染料厂、酒精厂、化肥厂等等十来家。这些工厂的建立，招募了大量工人，极大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因为如此多的工厂出现，也导致对于原料的大量需求。别的不说，仅仅纺织业，对于生丝、棉花等需求，几乎是以前的几十倍，一时间造成这类原料市场的价格猛涨，让养殖、种植该类物品的地主、农民们乐得手舞足蹈。
工业的兴起，同样也带来了城镇的商业繁华，聚集工厂和大量劳动人口的地区，一时间热闹非凡，餐饮、服务、交通、邮政、电报等等服务行业接踵而来，出现了不少新的商机。
由于方子达在上*海招商会的巨大成功，和随之而来的实业浪潮，袁世凯、宋教仁等人闻讯欣喜若狂，在总统和总理的联手下，国会关于各法案的讨论经历小半年的吵吵闹闹，终于赶在1914年5月中旬出台了。新出台的不仅有第一部正式的民国宪法，还有初步的民法、商法、农法、刑法等等，其中商法因为方子达的原因是仅次于宪法先行发布，这部新的商法中，不仅规定了对于国家发展实业，增强国力对商业的大力扶持，还特意重新制订了关于商税一项。
在民国之前，满清的苛捐杂税数不胜数，大清律所制订的税收制度早就成了一张废纸。宋教仁是西方宪政派，对于世界各国的税收制度做过详细调研，并和一些熟悉西方制度的专家、议员们不断交换意见，并主力推动法案成型，最终决定出台取消以前税收制度，新定以商业所得税为主，兼收流通税、个人所得税等等的新制度。同时，在农法中，对于农税方面，政府也重新做了规定，大幅度降低农业税收，以减轻地主、农民的负担。
可以说，新的法律中，税收制度的改革出发点是极其良好的，和以往相比，新的制度推行，必然能使得国家正常运行，进而形成一个优良的造血系统。虽从短期上看，新制度会减少部分政府收入，可一旦能够推行成功，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从长远角度来看，必将有巨大收获。
当然了，见效的成果也不是想象这么简单。民国虽然表面统一，中央宪政制度也开始运行，可对于地方来说形势并不乐观。除了中央控制的区域之外，还有不少省份依旧是半**的状态，那些所谓的都督、督军，说白了就是一方的土皇帝。中央怎么定税，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是个屁，手里的枪杆子、下面的兵油子，这才是他们所看重的东西。想要在这些地方推行新政，可以说是难上加难，别的不说，仅仅是四川、贵州等省份，作为当年新军起义的这些“革命功臣”们，为了保住手中权利哪个不是在大肆收税大批养兵的？有的县甚至已经把税收到了民国15年了，这些情况简直是不可思议。
就以大名鼎鼎的云南都督蔡锷来讲，这位革命干将经常是口号喊得震天响，暗中也没少干这些事。虽然在自己的地盘云南还稍稍消停些，可对于占据的四川、贵州等部分地盘上，他收起税来比任何人都厉害。接任他的唐继尧更不是什么好东西，手下的滇军军官们为了帮唐大帅“找钱”甚至带兵烧杀抢掠无恶不做，被当地人痛斥为“土匪”。
就算是在中央控制的地盘上，除了直隶、江浙一带稍好，其余地方也不怎么乐观。一些投靠北洋系的老将们刮起地皮来也不比革命党人逊色，对此，袁世凯和宋教仁也是头痛不已，来信征求方子达的意见。方子达考虑几日写了份长信同时发给袁世凯和宋教仁，在信中他先分析了各地复杂情况和各派实力，并阐述自己的观点，提出先着重治理直隶，包括山东、安徽和江浙，以新政在这些容易推行的地区形成完善制度，对于其余地方，如陕西、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暂时放在一边，另外东北地区抓紧开发，和新政一起施行的建议。
在治理地区，同时建立起完善的警察、税务、监督部门，大力发展农工商，只要把这些地方搞好了就是胜利。同时，国家军队的建设，国防军的改造，这些都是重要基础，等到这些完成，其他方面必然水到渠成。
方子达的建议得到了中央认同，此时的袁世凯更做出了一件让人觉得极其惊讶的事，他以总统身份向政府提议，邀请老对手岑春煊来出任新成立的监察院要职。岑春煊由于二次革命时期反对袁世凯，虽没有被判刑入狱，但如今身无职务暂闲在家中，袁世凯居然要把这个人给请出来，这个举动都让所有人大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