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已经停跳的心脏，杨平小心翼翼的切开它，人体“发动机”被打开，里面的结构赫然显露在术者的面前。
主动脉瓣与二尖瓣几周围的结构可以说已经一塌糊涂，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辨认它们各自是什么结构，被毁坏的瓣膜、赘生物、脓肿混杂在一起，如果不是有ECMO的帮助，这位瑞典先生的生命恐怕早就终止。
瑞典医生达文波特站在屏幕面前，整术野的细节清清楚楚，现在展示在他面前是心脏里的一片废墟，他的眉头紧皱，实在想不出杨平怎么来完成这种手术，单单是缝合技术就几乎没人可以过关，至少他自己不能，他见过的、知道的医生也不能。
这是第二次Commando手术，重建门框的基础已经非常糟糕，在这个糟糕的基础上，完成每一针高质量的缝合是不可能的，因为心肌壁留下的厚度是一定的，而且很多部位因为感染处于水肿期，水肿会人组织变得脆嫩，在脆嫩的组织上缝针非常困难，而且风险的把持力也不够，容易导致切割心肌组织。
所以，上千针的缝合不能出现一针的失误，失误一次不仅会对本来脆嫩的组织造成切割，使这一针松动，而且会导致后续的缝针根本无处下手，其次缝合针的分布需要极其丰富的经验，进针出针的点一定要非常精密，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缝合可以承受一定的应力不会出现薄弱点。
所有的缝针需要全盘考虑，让所有缝针，尤其是脆嫩部位的缝针合理地分散应力，形成拉链一样的均匀分散应力的效果，这极难做到，在理论上可以，但是实践中没人可以做到。
拉链是直的，现在心脏的缝针是不规则的各种形状，这种错综复杂的不规则缝合路线上，凭借人的经验来将每一针的应力分散到最合适，怎么可能做到？
随便一针应力过于集中，可可能会因为心脏的跳动及内部血液巨大压力而撕裂成豁口，这种豁口一旦形成将是灾难性的，高压的血液会毫不留情扩大豁口，心脏内的血液立刻通过豁口喷射出去，整个人体将因为大出血而死亡，这种大出血比主动脉夹层撕裂还可怕凶险。
夏书是从阜外医院来的，见过多少复杂高难的病例，在阜外一天见过的病例可能比普通医院几十年见过的病例还多，他从一助的角度，看到这种需要翻修的Commando手术，脑袋里是一团浆糊，一种巨大的压迫感扑面而来。
三博医院胸外科的何向军主任、还有好几个胸外科的医生也围着屏幕，心里大气不敢喘，门诊的曹震山教授也是阜外退休的老教授，他将门诊的工作做一下安排，急匆匆地赶来手术室。
他看到屏幕上这种情况，不禁为杨平捏一把汗，这种手术怎么做，又没有心脏移植做后备，万一做不下来，这怎么收场？难道用ECMO养命等着心脏移植？
杨平不慌不忙，他拆除原来置换的所有瓣膜，一针一针地拆，拆得干干净净，将原来的瓣膜、赘生物、脓肿全部清理干净，一些已经被细菌侵蚀的附着部及周围组织也清理干净，再用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让心脏的左侧腔隙变得干干净净。
Commando手术难点在于术中涉及两个紧密相连的瓣膜，即主动脉瓣和二尖瓣，需要对整个心脏的纤维骨架进行重构，也就是说要把心脏两个不同“房间”里共用承重墙的两道小门，换上一个大的门框，再放进去两扇新的大门，工程量可想而知。
此外，术中需要缝合得非常细密，预防难以控制的出血，一旦缝合质量不佳出现松动豁口，术后患者发生出血将难以进行止血，对于患者以及医生而言都是灾难性的，因此，Commando手术对于缝合技术要求极高，缝合直接关系到性命。
缝合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瓣膜的尺寸把握也要极为精准。
需要凭借娴熟的心脏解剖技术和对瓣膜尺寸精确的判断，一旦对瓣膜的尺寸判断失误，导致瓣膜过小或过大，都会导致瓣膜的功能出现障碍，从而出现心脏功能障碍。
如果是第一次手术会好办一点，有时候可以借助CT扫描影像进行测量，但是第二次手术，根本不知道拆除原来的手术后，剩下的结构是什么样，无法进去术前预估，只能术中凭借经验进行测量。
第二次Commando手术，相比第一次，难度成倍增加，要考虑的因素更多。
当拆掉原来的手术，清除感染病灶之后，大家看着心脏的断壁残垣，有点绝望，在这种基础上进行重建，缝合、瓣膜尺寸的精准判断，这都是极为困难的事情，难怪欧洲人不敢做这种手术，这根本没法做。
杨平的眼神依然没有半点波澜，他仿佛在做一个非常普通的手术，一步接一步，从容不迫。
重建主动脉根部、主动脉瓣环、主动脉幕帘以及左房顶、二尖瓣瓣环，夏书作为一助协助杨平，刚开始看到这种糟糕的心脏心里脑海完全是一团浆糊，现在也思路清晰，跟着杨平把每一个细节做好。
瑞典医生坐在电子屏幕前，专注地盯着屏幕，他庆幸自己跟随卡伦先生来到中国，能够有机会近距离观摩这样一台不可思议的手术，让他重新认识中国医生，中国医学，重新认识Commando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