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明朝把“澳门”租给“弗朗机”后，不仅缓解了自己在海防上的压力，而且还多了一个“藩属国”。
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澳门就成为中、西方交流的窗口，而一些华人在同葡萄牙人的接触过程中，逐渐掌握了葡萄牙语，然后就充起了当明朝官府的“通事”，替官府传话，属于明朝“公务员”的一种特殊编制。
西元1637年，英国的韦德尔船队来华。当时，明朝政府所用“通事”叫李叶荣，并且他的英文名字还叫Paulo Norette。他替葡萄牙人在澳门和广州之间当翻译已有六七年，但因“澳门的葡萄牙人”瞧不起他，并把他当奴隶买卖，所以他从澳门来到广州，现在同这个省的一个大官住在一起。这些來自《澳门历史》。
随着葡萄牙人大量来华，出现了大量的中外通婚，也就是所谓的“混血”或“杂交”，生出不少杂种后代。
这些“混血儿”们从他的父亲那里学会了一种语言，同时又从他们的母亲那里学会了另一种语言。于是，这些“杂种通事”就在长期的中、西方交往中逐渐掌握了西方语言，说明了明末清初中西交往扩大化。
但是，明朝官府对中、外交往做了种种限制，特别是对外国人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字管制尤为严格。
因此，哪个英国人曾记载：“中国官员坚持拒绝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提供帮助。如果有中国人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将会受到许多惩罚。由于有许多困难，大班设法在澳门找到一位愿意教中文的中国人。
但是，他不敢来到公司的住地，大班不得不为他找到一个距离城市比较远的一座小房子，让他使用。”
所以，番鬼佬的语言水平不高，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驰治忽之大，焉无知。葡萄牙人最先到达中国，并在十六世纪后期至十八世纪期间，几乎垄断了中西贸易。
所以,，从西元1517年以后的一个世纪后，到中国去的欧洲商船都是葡萄牙人的，而他们的语言、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沿海的通用语了。因此，在西元1637年，第一次来中国的英国人，除了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之外，就再也无法与中国人打交道了。这就让明朝官府不用担心英国人刺探到情报。
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和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开始，英国人在中、西贸易中后来居上，使得英语取代了葡萄牙语，成为了中、西交往的主要通用语言。这说明语言之间在争夺“生存空间”，弱势语言被淘汰。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通事”使用的葡萄牙语和英语都只是一种简单的中、外混合用语。比如在西元16世纪末至西元18世纪中叶，“通事”所使用的语言，最先是“广东葡萄牙语”(PidginPortuguese)是葡萄牙语同汉语的简单的结合。而Pidgin语言是指不同语种的人们在商业交往中发展起来的混杂语言、混杂行话。
而后来的“广东英语”(CantonEnglish)专指在广州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之间用做进行商业交易和往来媒介的独特语言。这种英语到了“五口通商”以后就发展成“洋泾浜”英语(PidginEnglish)，也就是上海话夹英语。
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西洋语虽侏离，然居中国久，华人与之习，多有能言其言者，故可以华语释之。”
所以，“通事”们巧妙地运用自己听惯了的外国音调，来成功的弥补了自己语言的不足，并依照自己的单音节词汇的表达方式，同时使用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并随意创造出了一种“杂交语言”。
这种“杂交语言”也就是“杂种语言”的词汇之间没有句法，也无逻辑联系，不知道应当归属于哪个语系哪个语族的哪个语支，和“日本语”中平假名、平假名、和化汉字、拉丁字母共同书写不同，毫无体系可言。
因此，这种混杂语言只是将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单词”化为最简单的成分，在互相交流时完全靠连蒙带猜话语的含义，不仅限于来自外国的语言，而且包括来自汉语方言的词汇，实际上是一种临时交流工具。
“火者”亚三和李叶荣的两起事件，反映出明朝对“通事”的管理比较松散，没有对专业领域的专业技能人才做出规范化管理。经过了明朝的初步接触和由此打下的基础后，清朝政府将“通事”纳入到其对外政策的“公行制度”中，开始对他们的管理实现了“制度化”，逐渐延衍生出后世的“专业英语”和“翻译员”等级考试。
到了西元1685年，清政府下令“四口通商”，在每个“开放口岸”都设立了“通事”，而广东海关处在中、外交往最前沿也是最开放的中心，所以它对“通事”的管理制度也最完备，尽管还没有出现后世的“培训制度”。
比如，所有“通事”都由广东海关派发“执照”，并且需要“行商”进行担保，“买办责成通事保充，通事责成洋商保充，层递钳制。如有勾结不法，惟代雇保充之人是问。”这种办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