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机发明之前的四百年前，中国已经出现了效率比珍妮纺织机还要高，可以同时纺三十二个纱绽的纺织机。
这种纺织机被记载于元代的王祯农书上，大约长六米，宽一米半，可同时纺三十二个纱绽，用人力或畜力驱动，一天可以纺出棉纱将近一百二十斤，远远超过四百年后的珍妮纺织机。
在原来的历史上，这种领先世界的纺织机并没有流传下来，因为它在明期中后期便已失传。
不过，随着穿越者朱高煦的出现，这个厉害的纺织机不仅被大量使用，更得到了推广。
以至于到了乾熙元年的时候，在大明的丝、棉纺织业中，生产工具较以前大有改进，不仅织出的成品更是花色日新，而且产量更高。
第四个是手工作坊行业的发展。
经过永乐一朝二十五年的发展，至乾熙元年时，不仅作为农村副业的棉麻纺织、养蚕缫丝都有了普遍的推广。
而且全国各大小城市和乡镇之中，大都存在着磨坊、油坊、机坊、纸坊、酱坊、弹棉花坊、糖坊、木作、铜作、漆作、铁作等大小手工作坊。
除两京外，当时已形成某些手工业的重要产区，如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工商业城镇也开始兴起。
特别是永乐初期，推行永不加赋与摊丁入亩的政策之后，丁银与田赋以田亩多少为征收依据，减轻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
如此便增加了农民的流动性与自主性，一方面促使惠民工建局的规模快速膨胀。
否则哪里有人去修建大明四级官道与遍布天下各府县的学校、银行，以及边塞城池
另一方面，也让许多农民逐渐变成了不在匠籍之中的新匠人。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将人户分为民、军、匠、灶等户籍，其中匠籍全为手工业者。
从法律地位上说，这些被编入特殊户籍的工匠和军匠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他们要世代承袭，且为了便于勾补不许分户。
匠、军籍若想若想脱离原户籍极为困难，需经皇帝特旨批准方可，二身隶匠、军籍是不得应试跻于士流的。
匠户在作访中要受到官吏的层层盘剥，各监局的宦官亦多占匠役，以至于工匠中常有怠工或逃亡的情况。
鉴于此，朱高煦奏请朱棣，下令准许轮班匠可折收银两，纳银后可免赴京当班。
数年后，朱棣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规定每名轮班匠每年纳班匠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了轮班制，不过住坐匠仍需按月当差，此时匠籍制度并没有取消。
但是，随着大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匠籍世家出身的工匠们所继承学习到的技艺，已经跟不上大明日益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
等到了永乐中期，朱棣与朱高煦商议之后，便明诏天下，宣布废除了匠籍制度。
此举在客观上更有利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
因此，至乾熙元年，大明民间手工业的生产水平已超过宋代，劳动生产率也相对提高，产量和品种更加丰富。
在小手工业者的个体经营过程中，他们所使用的劳动力皆为自家成员，制作加工也主要在家中进行。
他们或用雇主的原料加工，或自备原料自产自销。
另外一些手艺工匠，只有少量简单工具，无资力开设作坊，仅凭手工技艺为雇主加工原料，或从事修补作业，取得一定报酬。
这种手艺工匠往往沿门求雇，转徙无常。
私人作坊手工业，主要存在于城市或工矿资源所在地，使用工匠、学徒的小作坊，店主亦参加劳动。
帮工和学徒是为学习技术和谋生而劳动，店主经营生产的目的，也是以维持生活为主，获取利润的动机只占从属地位。
这种作坊一般是工商结合，以类相从，居肆经营。
至于较大规模的私人手工作坊，主要存在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
这类作场的经营者一般为地主豪强或工商业主，他们从百姓或官府矿场购买生产资源，以按年纳工商税的方式，获得经营的合法权。
为其劳动者，在永乐初期以流亡者、奴婢为主，在永乐后期则多为佣工，产品或自行销售，或贩卖给对行的商人。
也就是说，乾熙元年的大明，经济、科技、教育、医疗、交通等发展程度，至少已经达到了历史上明朝隆庆万年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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