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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9 孙思邈(1 / 3)

太白山脚下有一座小镇,镇子不咋大,却是十里八村唯一的集市所在地。

周围山村的百姓,会把自己用不到的商品拿到这里出售,然后换取生活所需。

很多时候大家甚至都是以物易物。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大唐闹钱荒,市面上流通的铜钱严重不足。

只有大一点的城市钱币购物才是主流,县城以下多是半数用钱半数以物易物。

在偏远一些的地方,以物易物更多一些,或者用粮食布匹作为一般等价物。

不过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来说,影响到也不是很大。

反正这一片的百姓自得其乐,日子过的还算平稳。

每逢初一十五小镇就会有大集,赶在这两天的原因比较复杂。

一来和朝廷的人口管控政策有关,没有正当理由百姓是不允许随便出村的。

啥?你要赶集?别急,等初一十五大家一起去。

二来外地的商人也会在这两天来到这里,带来更多的商品。

同样的,这些外地客商也会采购很多货物,价格也会略高一些。

百姓们有了什么比较值钱的货物,比如山上的野味儿,一些草药之类的,都会集中在这两天过来售卖。

这天又是十五,周边村子的百姓天不亮就起床往这里赶。

这会儿可没车赶集全靠步行,离的稍微远一些的,必须要早早出发才能赶在晚上回来。

否则就会变得很危险,这种危险不是来自于贼寇,而是衙门。

这里介绍一下唐朝的人口管控政策。

在宋朝之前,国家对基层的管控严格到变态的地步。

就以汉唐为例,乡村干部多的令人瞠目结舌。

乡里的官吏包括乡啬夫、乡左、乡三老、乡干、乡司、游徼、里正、里胥、里尉、里魁。

里治中、里父老、里祭酒、里祭尊、里长史、社长、亭长、鼓史等。

还有邻长、伍长这种村小组一级的干部。

这么多官吏可不是摆设,而是用来管理基层百姓的。

根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的村子是有围墙的。

人们统一出工统一收工,村干部也就是邻长、里胥等人,坐在门口监督百姓。

早上检查有没有人没出去干活,晚上看谁没回来。

而且干完一天活回来的时候还不能空着手,必须要砍一些柴回来。

到了冬天百姓也不能闲着,女子一个月纺织的工作量,要相当于农忙时期四十五天的工作量,还要相互交流技术经验。

是不是觉得这个制度很熟悉?

别误会,这不是集体制,而是体现国家对乡村的管控到了多么变态的地步。

可以说普通百姓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管。

还有就是,我们习惯性的以为,中国的乡村自古以来就是以血缘、姓氏为基础汇聚而成。

乡村被广大宗族所控制,以至于有了皇权不下县的说法。

事实上并不准确,以姓氏、血缘形成村落的历史,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悠久。

根据考古资料显示,在宋朝之前,国家是严禁百姓以血缘、姓氏为纽带,大规模居住在一起的。

世家贵族可以同姓居住在同一个广阔区域,普通百姓不行,防的就是地方形成宗族势力。

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世家贵族,在这一点是利益是一致的。

为了统治,他们会人为调整百姓的居住地点,把一些人口多的家庭打散安置在不同的村落。

一个村落百十户人家,往往会有十几二十个不同的姓氏组成。

根据出土的敦煌文书记载,直到唐朝末期中国的乡村还是多姓杂居。

到了宋朝,因为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关系发生改变,商业也逐渐发达起来,国家对百姓的人身禁锢进一步松解。

随着书院的普及,知识流向民间读书人的数量增多。

而读书人是需要游学的,又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对人身禁锢的松绑。

村子的围墙也在这个时候被拆除,百姓可以自己决定今天是干活还是休息。

想赶集就去赶集,想走亲访友就去走亲。

但因科举大兴,另一个阶层应运而生,那就是地方士绅阶层。

士绅阶层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曾经的世家大族,他们的影响力只在本乡本土,到了县城就不好使了。

可当无数士绅诞生之后,乡村就被彻底割裂出去,在广大乡村形成了以宗族为单位的村镇。

这就是我们现代人熟悉的,以同姓或者血缘为纽带组成的村镇。

即便如此,直到明清时期,以同姓或者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村庄才普遍存在。

而以上这些知识误区,都是清末民国时期才形成的。

原因也很简单,当时的人缺乏对历史的了解,很多东西只能根据清末时期的社会现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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