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的甲午战争使得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落后于日本这个小邻居，但同时也认识到同为黄种人国度、但却自强成功的日本，它的经验比不同文也不同种的欧美国家更为可资借鉴。
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作为第一个在现代化战争中击败白人的亚洲国家，更是给了中国人一种希望——同为黄种人的中国是不是也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而强大起来？
纯粹的仇恨没有任何意义，学习对手的强大之处才能让自己也强大起来。于是这一时期，一股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兴起了。
于是，从清末开始，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学习，同时也请来了各种日本专家教授到中国讲学，甚至当时有名的几大军校，如沈阳军官学校、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等都聘请了日本教官来教授军事。
而民国时期各个派系的军队，都是以日本军队作为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其中黄埔军校创建初期的步兵操典条例就是基本抄袭日本士官学校的教材而来。
所以聘请日本教官到中国军校任教已经成了常态化。
而同一时期的日本流行“大亚洲主义”的思潮，倡导亚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西方列强侵略。后来分为两派，左翼主张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右翼主张亚洲要以日本为宗主国。
所以日本对于中国的学习热潮并不排斥，相反，接纳中国留学生前来学习，接受日式教育，同时又不限制大量日本专家和军事教官去中国执教，这是在中国未来军政精英中布置人脉、传播大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绝佳机会——而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大多都有留日军校学习的背景。
河野永浩几年前还是一个日本陆军炮兵军官，在日本陆军炮兵预备役训练科任职多年，后又应民国政府的邀请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担任炮兵教官，至今已经快四年了。
河野永浩性格刚直木讷，最不会与人打交道，再加上出身贫寒，在军中也没什么靠山和关系，自然就很不受上官的待见。
要知道不管是在那个国家、那个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都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上限。任你一身本事，如果没有合适的舞台，没有合适的机会，也只会明珠蒙尘，暗淡一生。
所以他在日本军中是属于最不得志的那一类型，得不到上官的赏识和提携，又由于性格的关系，在军中也没个能说得上话的朋友知交，在军中混到接近中年的年纪，还在以区区大尉军衔在预备役这种冷得不能再冷的部门任职。
微薄的薪水和暗淡的前途，让河野永浩倍感艰辛和迷茫。
就在这时，当年军校时期的一个多年未见的中国同窗给他寄来了一封信，让他再次看到了希望。
于是，河野永浩就向军部申请了退役，像他这种毫无前途可言的军官，军部自然不会刁难，很快就发放了一笔不多的退役费，就把河野永浩打发了。
河野永浩就抛下在国内的家室，只身一人来到中国，拿着同窗的推荐信就来到了刚刚从黄埔军校改名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以他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多年任职训练科的经验，自然就被军校聘请为炮兵教官。
还别说，河野永浩实际上是有真才实学的，在日本仅仅是没有施展的舞台罢了，到了军校任教后后，无论是理论和实际教学能力，在同行中很快就脱颖而出，得到了军校高层的赞誉和器重，现在已经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的资深外聘教官。
拿着丰厚的薪水，干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河野永浩只觉得自己的人生在这一刻才是着真正体现了价值。
但是，才过了四年的舒心日子，河野永浩甚至都想把在国内的妻子和儿子都接到中国来，打算就这样一直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下去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他心中种下了一个阴影，中国同事们平时对他敬佩和热情的眼光不见了，只有淡淡的疏离和敌意，军校高层们的嘘寒问暖也没有了，甚至偶尔迎面碰见也只是勉强一笑就错身而过。
河野永浩再次感到了痛苦和迷茫，特别是刚刚结束的淞沪战争，让军校做出了不再聘请日本教官的决定。
河野永浩知道这不能怪军校，也不能怪那些平时待人热诚的中国同事，任谁的国家受到别国的欺凌之时，就别指望人家对别国人还会有好脸色，何况这个别国还正是生养自己的母国，这种矛盾和痛苦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
河野永浩其实是一个单纯的人，出身贫寒的他自小就经历了日本社会的各种不公，生活的压力让他从小就不太关注什么政治和国际形势，在别人津津乐道大日本帝国的辉煌之时，他关心的只是如何能让体弱多病，在田间劳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能衣食无忧，自己的学费什么时候能够筹齐。
在加入日本军队后，他又要养家糊口，又要勤奋工作以期获得升迁，升迁的目的不是为了什么理想和野心，仅仅只是希望获得更多的薪水。
但是，不会专营、性格木纳的他是不会讨人喜的，再加上他耿直的性格，往往不知道什么话就得罪了别人，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