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改革开放后许多突破一样，这场盛宴也是从浙江开始的，李未去浙江谈稻米收购业务的时候，从鲁冠球那儿听到了近期浙江悄然发生的一场集体企业的量化改革运动，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规模产权变革。
所谓“量化改革”指的是某些乡镇集体企业的资产通过土法评估后，将集体资本全数或部分退出，经营者以赎买的方式获得企业的主要股权；这项改革最早是在浙江台州的玉环和温岭两县出现的，它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温州地区，继而在浙江全境的集体企业中被广泛试验。
这是一场没有严格规范的产权改革运动，在具体的资产评估上，由于缺乏量化的标准和评估体系，各县市的量化手法千奇百怪；大多数企业采取的是“毛估估”的做法，有些县硬性规定，集体资产一律按账面数增值40％计算，而事实上，相当多的企业经过多年发展，其资产早已增值了几倍、几十倍。
温州地区的一家二轻物资公司将其属下二十多家企业全部量化改造，而资产评估值以1990年的不变价为准。
绍兴一家纺织企业的量化方案是：将企业的资产量化出10％，折算成50万元作为集体股，全厂200多名职工每人出资5000元，经营者出资100多万元，组成一个资本额为50万元的股份制企业；其后，新企业无偿使用着原有企业的机器设备，一切开支则由老企业承担，经过近一年的运行，新企业产生惊人的利润，而原来的集体企业则毫无悬念地陷入了亏损境地，又一年，新企业以十分低廉的价格将老企业“并购”。
到1996年前后，ZJ省80％的中小集体企业都完成了产权量化的改造，成批量地出现了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样的量化改革很难保证公平、公开、公正，因此在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多纠纷。
这场改革从来没有得到政府的公开肯定，而且在理论界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指责这是变相的私分集体财产，是走私有化道路；当时的ZJ省领导对此进行了有技巧的支持，说对于这样的改革要回头看，不过，不能走回头路。
客观上来讲，浙江的量化改革运动肯定牵扯有大量私分集体财产的桉例，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那些通过产权改革把集体企业化为私有的老板比过去更加用心做企业，效率比以前不知道高了多少倍，带动了浙江经济的飞速增长。
不过这场变动一直处于地下运作阶段，同时涉及的也大多都是集体企业，而不是正经的国营企业，全国性的集体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改制，要到98年之后才会进行，眼下浙江的这场戏只是前菜，正儿八经的大菜还没上席呢。
浙江政策环境宽松，李未和当地洽谈收购稻米的事很快就办下来了，然后李未便去了湖南，先去袁老哪儿看了缓释肥的使用效果，袁老对这种肥料赞不绝口，“用了你们的缓释肥，每亩有效穗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产量提高了百分之十五，千粒重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化肥施用量反倒减少了百分之十八到二十四！效果比我们以前用的化肥好多了！”
“就是价格还是太高了，我们做育种都觉得有点吃力，更别说给老百姓用了，要是价格能降下去就好喽！”这是袁老唯一觉得遗憾的事情了，缓释肥好是好，但普通老百姓还是用不起啊。
“任何新产品一开始都是这样的，以后就好了，前两天焦老师给我打来越洋电话，说新一代缓释肥已经搞出来了，等过段时间他就回国把样品带给您，这一批样品的价格更低，效果更好！等多研发几代，迟早能让老百姓用上！”日后缓释肥甚至能让试验田里的水稻产量提高百分之三十以上，化肥施用量降低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眼下的效果算啥啊！
“好，高亮啥时候来长沙？到时候我去接他！”袁老一听高兴坏了，只要是能提高水稻产量的好消息，他都非常重视。
“用不着，我们长沙分公司的人去接就行了！”李未那好让袁老亲自去接？可推脱再三也没推开。
说完了化肥的事儿，李未又说起了此行的正事儿，袁老一听也很高兴，“现在水稻产量是上去了，但农民卖粮却是一年比一年难，你愿意收粮那是好事，我肯定得支持！”
有了袁老的支持，HUN省也非常欢迎李未的到来，在长沙待了几天后，把在湖南收购稻米、小麦、玉米的事儿也定了下来；临走前李未又拜托了袁老另一件事儿，然后拿着他的亲笔书信在湖北、江苏、江西等地走了一圈儿，将自家粮食收购点四处铺开。
等他到达广东的时候，粮食价格果然如同他预料的那般涨了起来，近两个月粮食平均价格由0.935元/公斤上升到1.080元/公斤，涨幅约16%，一些城市粮价出现一日一变甚至一日几价情况，为改革以来所仅见。
这场粮食价格暴涨会一直持续到95年，最终达到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2.155元/公斤，比放开粮食收购之前翻了一倍还多，然后由于供给过剩，粮食价格在97-98年又出现了大幅度下滑。
但是涨价最大的好处并不是让农民拿去了，而是归了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