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言路有五。
其一，进奏院。
是中央到地方的双向渠道，分为京师都进奏院和地方进奏院，地方官员由此上达天听。
奏疏以文书种类分为实封、通封两类，又以轻重缓急分为常程、急递两种。
其二，东、西上阁门司。
掌朝会宴幸、供奉、朝见、谢辞、叙班等礼仪事。
东上阁门主庆礼奉表。
西上阁门主慰礼进名。
以表、贺等空泛奏疏为主，多用于谢恩。
其三，登闻鼓司。
士农工商有诉冤枉者、无法入宫的低级官员和胥吏均可由此直达天听。
其四，通进银台司。
接纳都进奏院各类文书，并根据投书性质转发，或送天子案头，或送中书，或送枢密院，或送三司，或送诸部、寺、监。下设发敕院，负责文书分类、存档、编目、点检、用印及下发。
近臣上疏，多由此入，往往涉及具体人、事。
其五，留身独对。
这种君臣独处的奏事方式，多为宰执、诸部主官等要近职事者专用。
刘纬以往谢表均由东上阁门司转进，早就混了个脸熟，正月十三下午出宫前，还是投书于此。
东上阁门使不领实职，多为圣眷正隆的外戚勋贵担任，不在正常迁转之列，以天子特诏除授。
自赵光义后期起，勋贵世家只能一人承接主荫，余者多以恩荫补供奉官，在阁门内兼一职事混天度日，彼此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
太后李氏三难点婿一事，早就在阁门勋贵之间传的沸沸扬扬，当班祗侯只道刘纬所上又是谢表，喜笑颜开接纳。
通事舍人检阅分类时，却是大吃一惊。
当班祗侯后知后觉：“既非表奏，可否封还？请其改投通进银台司？”
那通事舍人坚决摇头：“不妥，速去知会他一声，下不为例，东上阁门仅受表奏，劝谏、论事疏请投通进银台司。”
刘纬千恩万谢的应了，他也知道应该走登闻鼓司或是通进银台司，之所以改走东上阁门司是想把影响降到最小，却不知东上阁门司的保密性远不如宰执等重臣时时关注的通进银台司，赵恒还没看见奏疏，“别籍异居”等关键字词即已付有心人。
写得再怎么天花乱坠，哪怕通篇均以规劝赵恒口吻而作，也不改逼“东宫六位”行出阁礼、继而出宫别居的事实。
……
上疏当日，水波不惊。
普通官员奏疏必须经历存档、编目、分类成册等步骤，再交由当政者批阅，往往需要三日左右，小道消息也就由此而出。
太后李氏一度以为刘纬不愿与上党李家联姻才行此下策，但她担心的不是刘纬用意，而是别人怎么想？上党李家站位信国公赵祐？又或者根本就是上党李家在背后推动？如果再被另外几个便宜儿子捡漏，会不会又一次连累胞弟李继隆？
其实，东上阁门司的反应相当迅速，跳过关关节节，当日傍晚便将刘纬奏疏另立目录、单独成册，次日清晨直送崇政殿。
因为他们担心是宋太初和上党李氏在背后推动此事，甚至可能出自赵恒授意……
第三日，两位监察御史里行风闻此事，联袂弹奏，劾刘纬以贱逾贵、以少凌长、以远间亲、佞妄幸进、谗言行奸……又劾孙奭等教授德行不彰、教导无方……
宋制，言、谏官奏疏需当日呈奏天子，或批答交议，或留中不发。
两名监察御史均是初出茅庐，又因资历较浅，以“里行”一称区分，与后世“实习、见习”相仿，属最基层言官，匹配刘纬官阶。
一封劝谏奏疏、两封弹劾奏疏全都一去不回，不见一点声响，也无官员跟进，仿佛根本不存在。
正月十七日，资善堂开讲。
孙奭神情与往日并无二致，似乎没把池鱼之殃放在心上。
卢守勋、周文质等人就不一样了，完全是绕着刘纬走，甚至抗拒视线上的接触，仿佛一对上眼神便为幕后主使。
赵祐向来无忧无虑，也在课间问了句：“刘卿，几位皇叔留在东宫不好吗？”
众人侧目，屏息以待。
“殿下能有此问，可见本性仁厚，乃臣等之幸。若是陛下有此问，则为臣等之不幸。”刘纬反问，“敢问殿下日常起居，可曾前往诸位亲王府中晨昏定省？”
赵祐摇头：“要吗？”
“寻常百姓需要，文武百官也需要。惟独君臣有别，不可纡尊降贵。”刘纬详答，“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何为公？
民心所向！
岂能因私情废国事？
何为国家？
顾名思义：先有国，后有家！
至圣先师曾就此释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所以，天无二日，宅无二主。
社稷之重，怎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