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拦黄坝”不一定就是字面上将黄河一刀切断的鬼才工程,它以一定的角度迎接河水的冲击，引导黄河转向，虽然同时也面临着复杂的水文、受力和泥沙沉淀问题。
后来乾隆朝的时候也修建过“拦黄坝”,那就是一道经过慎重论证后修建的、更具有正面意义的水利工程。
而董安国这道“拦黄坝”,一开始在纸面上,并没有太大问题。至少索党的高层是通过了的。
董安国制定计划的时候也有他的逻辑。
黄河携带泥沙量巨大，越是到了下游,就越发淤积河道，抬高河床,形成危险的“地上河”。尤其是黄河不光光是祸害自个儿,先是在遇到“京杭大运河”的时候祸害运河,夺淮入海后是连着淮河的下游一起祸祸。
水利最为败坏的那些年，那是堵完黄河堵运河,堵完运河堵淮河。被堵住的河水就疯狂漫出、改道,而原本水道周围就面临着河水断流。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唯有“民不聊生”可以形容。
靳辅在任上的时候,最大的功绩是疏通了运河。八年时间修出一段漫长的与黄河平行的中运河,解决了黄河和运河交叉的问题,从此运河被黄河泥沙堵塞的时间周期被大大拉长了。水利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从此高枕无忧的，如靳辅这样能够延长寿命,就已经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功绩了。
然而运河好了，淮河依旧没好。黄河在与运河分道扬镳之后就汇入了淮河的故道,抢着淮河的下游入海。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金代，距康熙朝已经五百多年了。
经过黄河泥沙几百年的沉积，显而易见地把淮河的出海口段给填平了。淤积的黄河水和淮河水无处可去,便在淤塞的地方形成了洪泽湖，甚至去抢长江的水道入海。淮河与长江之间那还是有相当远的距离的，中间水泽泛滥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淹多少富庶之地。
靳辅之前的想法，也是最保守的办法，引导着黄河和淮河汇合后的水流继续走淮河故道入海。地上河就地上河吧，把堤坝修得牢固一些，河道约束得窄一些，再引附近河流的清水也来，起到加大流速的作用，将尽可能多的泥沙冲进海里去。
然而董安国作为索党门人，怎么能够照着明党旧人的靳辅办事呢？新官上任三把火，这已经成地上河的旧河道，咱不要了。咱们挖一条新河道出来，再把黄河水引入新河道去入海。
这想法有错吗？
乍一听也没错啊，规划起来的新河道比中运河还短不少呢。当初靳辅不也是劳民伤财挖了一条中运河吗？董安国挖一段新黄河怎么了？
之前大家觉得没怎么，加上江南那片儿可以算是太子爷势力最大的区域了，马上钱财人力到位，就开始挖。
当然了，黄河要改道，也免不了是要修“拦黄坝”去变换水流的走向的。硬生生让黄河改道的堤坝，那规模也是不小。
人工河和大堤坝，预算惊人。惊人的预算背后也伴随着惊人的利益。但凡听说过董安国这个计划的人，都知道他肯定是得从里头贪一些出来的了。但想想董安国背后的人是太子，钱进了太子爷的口袋，等他登基了，不还是大清的吗？再加上董安国是康熙爷自己提溜起来的，再再加上对于京城许多达官显贵而言，只要运河好好的，有足够的粮食布匹、珠宝奇珍运到京城来，管他入海段怎么受灾呢。总之，在种种阴差阳错的原因之下，这个让千年河道一朝变迁的事儿，没怎么讨论就被落实了。
但事实上，当那张粗糙的河道转向图怼到眼前的时候，就连对水利只懂些皮毛的八贝勒都沉默了。
好家伙，黄河拐了两个九十度的直角后才拐进新河道。更离谱的是，拐角的地方只修了“拦黄坝”一座堤坝，附近没有任何防止泥沙淤积的辅助措施。靳辅在中运河分流处设置的辅助性水闸可是以百计数的，就这还忧心天威不可阻挡。董安国这个……要不是艺高人胆大，要不就是门外汉。
事实证明，他是后者。
被紧急召入京城的水灾区官员跪在乾清宫的地板上哭得稀里哗啦。这人虽只是个县令，却是胆大嘴顺的，开口就是猛料。
“治下出如此惨绝人寰之事，微臣万死难辞其咎……微臣仅有的愿望，就是请皇上撤除‘拦黄坝’，恢复黄河故道……新河乃人力所挑，河道狭窄，其淤积之速甚于故道，不过数月，水涨四尺有余，况经年乎？”
“砰！”康熙将御桌上的东西扫到地上。茶杯砚台发出让人心颤的重响。八贝勒身体反射，缩了缩脖子。他第一次见康熙如此激烈地表示愤怒。皇帝爹相比正常人理智太多，平日里还跟他们说生气砸东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呢。当然，这样子的敲打多是朝着太子去的，兄弟中也就太子爷不差钱。
扯远了，总之能惹得康熙爷这么失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董安国真是个人物。
“你们淮河下游这么多县令、知府，都是死的不成？两江总督呢？知道他不妥，也不跟朕汇报吗？！”
那县令给董安国上眼药的水平真的挺高的：“当时数县上报河道衙门，道是新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