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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八章 兴医办学堂(1 / 2)

目前大西北什么样的人材最多,是畜牧业,章子俊一共建起了三个农场,其中一个就是畜牧社,以下划分为养牛、猪、羊、鱼四个养殖场,为了预防瘟疫感染,每一个养殖场饲养的数量做了分割,在古代可没有什么抗生素,人会生病,这些畜牧当然也会生病,比如,养猪三头至五头为一个栏栅棚子,中间用鱼塘隔开,再起一个猪圈。禽类为鸡鸭,同时还开办了一个作物加工厂,利用水车的动力,比如秸秆的粉碎,碾米,磨粉。牛、羊、马不再是放养,而改成了圈养,游击季琮就提出来,如果马是圈养出来的,就不能做为战马使用了,可章子俊却说道:“这些圈养出来的马是用来拉车用的,做为驮马使用即可,因为往后需要大批的驮马用来拉炮及后勤运输。”

这样的神操作让人也不好反驳,在这些明朝人看来,这位巡抚大人好高骛远,蛇行雀步,自作聪明,装腔作势,好吧你开心就好。

在明朝的军队中,特别是在边关、卫所及人聚处,各设医生、医士或医官,俱由本院(太医院)试遣。岁终,会察其功过而殿最之,以凭黜陟” 。而兽医的设置一般都是以卫所为单位,此时称为“医兽”,配置到一个千户所“医兽”一名,医士一名,分别为战马及人员症用。

从正统十年起,曾有协赞延绥军务监察御史马恭奏:“沿边诸寨军士不下数万,荒远偏僻,不近州县。兼无药饵,疾疫时行,坐以待毙,诚可矜悯。请东自孤山寨,西至定边营,凡十六处,各设医一人,随营治疗,并支给官钱,措置药饵。”

这个提折一直延用至今,可是经过这些年来,早就成了摆设,今陕西、甘肃、榆林等十余卫所医、药俱缺,疾疫无所疗治。

在官医不足的情况下,在卫所设立医学,自行培养医疗人才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补救方案。这一方案并非户部首创,在此前已经多次由地方官员提出,并在局部实施。如宣德四年从守备都指挥刘永所请,“设河州卫阴阳、医学”,宣德九年,“置陕西西宁卫军民指挥使司阴阳学正术一员、医学正科一员”,宣德十年,“设四川都司松潘等处军民指挥使司医学” ,正统二年,置辽东都司医学及属卫药局,景泰五年,从山西右参政叶盛所请,“命太医院选谙晓方脉医士一名往口外独石等八城教军士习医,岁一更代”,等等。

礼在古代有着特殊的地位,对人的心理有着微妙的影响。在朝廷提供的医疗保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自己又无力改变的时候,人们自然而然的会把希望寄托于虚幻的超自然力量上。宣德三年,宣府镇以“近年风雨不调,人多疾病”为由,请求“如郡县立坛致祭”。在医疗方面,元代把三皇作为医家的神灵,在各地医学中普遍设立三皇庙,春秋祭祀。明初一度沿用元制,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但很快被朱元璋以亵渎三皇为由予以取缔。大概是碍于祖制,宣府军方并没有提出祭祀三皇的要求,只是希望设立风云雷雨山川社稷等祭坛。

对此,死守祖制的礼部认为“边卫似难比例”。倒是宣宗比较体贴下情,破例批准了这一请求。

随着军政的日益腐败,原本薄弱的医疗保障更加糟糕。镇守蓟镇的边将在奏本中提出:“各兵远来,原为保障地方。不幸有病,地方主家当为调理,何乃忍视仆卧当街……应着原歇之家,领回调理。或驱逐不容,及调理不善,至伤本兵者,歇家抵罪”。把医治患病士兵的责任推给房东、歇家,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不过,由于明代军户来源复杂,军队中有很多出身医学世家的官兵,这些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医的不足。六安卫千户、神针李玉,桂林右卫百户刘廷震,桂林右卫医士郑景川,云南金齿卫的刘寅,等等,都是出身于卫所的名医。这其中,除了郑景川是官医外,其他几个人都属于民间草泽医生。为数众多的草泽名医的存在间接映衬出明朝卫所官医的无能。

同营房建设、军士优恤等方面的后勤保障相比,朝廷在卫所医疗方面倾注的精力少之又少,卫所医疗保障水平不仅远远不能满足军士们的实际需要,而且和前代相比也有很大的退步。类似“军前士卒有疾,即命良医治之”、“士卒疾者日食陈米,转生他疾。当给新米,以养其疾”、将帅设专职医生等元代旧制在明代不见了踪影,以至于总制陕西、延绥一带军务的杨一清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不得不专门上书朝廷请求调自己熟悉的镇江卫医士睦榦来陕西。卫所军从大明中叶开始即不堪用,医疗保障太差,伤害了士气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是兽医还是医士人手奇缺,卫所医疗所需医药以及医学的办学经费原则上都由官方支给。但在户部强调节支的大背景下,以上经费往往需要卫所自行解决。就这样,在边军造就了一大批懂一点兽医的人,特别是马医、羊医,一个是作战及运输需要,另一个是食物需求。马跟羊就成了目前榆林地区的主要畜牧。

而章子俊的畜牧农场主要由这些刚从军队退下来的老弱组成,除了马跟羊,牛和猪也是重点,对比羊来说,猪、牛成长更快,牛主要是用作耕作及运输,猪就不必说了,就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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