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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章 趁乱尿遁(1 / 2)

在曲阜的儒生,大部分还是过着清心寡欲,自我修为的朝圣生活,可也不乏一些逃避现实的官二代,官三代这里隐居,还有一些曾受到朝廷排斥或又是犯官子女在这里避世的……。所以自洪武起、经历了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景泰直到现在的成化,明朝的文人已经没有了进取的精神。只能修身养性了,因为从洪武起明朝就失去了表达与探索的精神,整一个社会风气也变得十分低迷,而这些全都是拜当时盛行的文字狱所赐。

到了成化年,朱见深对这方面有所宽宥才使的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这些理学大家随后兴起,到了正德、嘉靖时也不得不回家种田、教书育人了。可也比洪武时期动不动就砍脑袋强,明朝中后期,各种新兴的思想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当时明朝的做法却是在极力打压着这类新思想的诞生。甚至为了防范这种“离经叛道”情况的出现,八股文,台阁体这些无疑是把考生那尚才萌芽的先进思想扼杀在了摇篮之中。

但是相比于朱元璋在位期间的明朝初期,明朝中期文字狱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相较于初期而言。

文字狱自古有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光所能想到的就不知凡几: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北宋时期改变苏轼一生命运的乌台诗案等等。

虽然每个朝代或多或少都有文字狱的案件产生,但是历史上文字狱最为盛行的时代还是明清时期。

明朝的文字狱其类型更偏向于禁锢思想,扼制新兴观点的产生。而不是清朝时期的“反清复明”,这无疑极大阻碍了明朝时期的文学进程。

两汉有雄浑瑰丽的汉赋、唐朝有华美璀璨的唐诗、两宋则有婉约清丽的宋词,连蒙元也有独树一帜的元曲,它们都可以称之为“一代之文学”,无论汉赋唐诗、还是宋词元曲,都留下了无数辉映千古的名篇,也产生了众多让后世仰望的大诗人、大文豪,他们的名字让千载后的我们仍然为之自豪。不过到了大明朝就出现了尴尬的状况,它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上竟然很难找出足以匹敌前人的诗坛巨匠来。

明朝时期创作的佳作只是暗淡的星光,寥寥无几,因此,明清时代便鲜少出现内容新颖有独到见解的作品,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呆板无比的八股文,更别说诗词了。

朱元璋曾多次因为一些诗词歌赋中所带的禁忌字眼而变得雷霆大怒,甚至还会对作者施以极刑。比如杭州府学的教授徐一夔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出“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的词句,短短的一句话中出现了两个朱元璋所不喜的字眼,结果被斩首。比如翰林学士高启,他被后世称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由此可见他的历史地位着实不容小觑。可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只是按照个人喜好作了一首内容有“龙盘虎踞”的字样的诗,就受到朱元璋的猜忌被斩首。又比如钱宰,只是在家自娱自乐发了一点上班太早的牢骚,也难逃朱元璋的眼线。第二天上朝时就被朱元璋点名说诗作得不错,就是有个字出现了问题,吓得钱宰当场跪地求饶。到了洪武后期,朱元璋手上便沾染了太多文人的血液。而他也不负众望,成为了历史上杀死文人最多的皇帝。

其中有名的案件有二十起,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做内容中出现“作则垂宪”被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所作内容中出现“垂子孙而作则”被诛、福州府学训导林博璟所作内容中出现“仪则天下”被诛等等……。

朱元璋在当时这一系列操作,直接将明朝时期学子想要入朝为官的积极性降到了最低。那些正统的儒生不愿入朝为官害怕朝不保夕祸及己身。因此新鲜血液不愿意入朝为官,已经在朝堂之上摸爬滚打过数年的老臣也产生了辞官隐居的想法。

从先秦开始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对任何一个古代文人来说,作一首勉强能通的诗是基本功,文人之间的唱和酬酢也是以诗歌为主,不少诗词名篇都是即兴应景而作,可有明一代,这样体现真性情又有极高艺术价值的作品却几乎没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最主要的是八股取士制度的影响、党争和文字狱的威慑、整体学术氛围的低迷等。

“噤若寒蝉”便是当时文人最真实的写照了,因此不确定自己是不是会因为一句无心之失,受到皇帝的猜忌最后丢掉了性命。剩下的不敢辞官也不敢忤逆皇权淫威的官员,也丧失了自己初入仕途的野心与抱负,无所作为。

所以也别怪“三杨”时期,只知道歌舞升平,也不能怪当今纸糊三阁老,泥朔六尚书了,整个文坛一团死气,直接影响到了朝堂官员的素质和文学功底,像商辂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回家种田。

以八股文为科举文字的标准体裁、以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为出题标准,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沿袭数百年的科举制度最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对朝廷来说自然是有利的,相当于强制性的统一了天下儒生的思想、而八股文这样的题材也确实带来了审卷和评定举子文章优劣的便利。但其后果就是让举子们禁锢于朱子的学术体系中,写起文章来也习惯性的按照八股文的框架,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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