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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五章 方士僧道(1 / 2)

整个明代最沉溺于宗教方术的皇帝有两个——成化皇帝朱见深和嘉靖皇帝朱厚熜。与嘉靖单恋道教不同,成化时期是一个“僧道俱幸”的时代,以李孜省为首的僧道方士们不但获得了宗教上的崇高地位,甚至占据重要的官职和部门,作为制衡朝臣的主要力量,登上成化朝的政治舞台,和宦官、后宫沆瀣一气、把持朝政。

这样一来最跳脚的就数这些“十年寒窗”苦读的文官了,很明显朱见深继宦官后让这些僧道方士来制衡朝臣的又一支力量,可以说李孜省是成化朝最成功的方士,他也是江西人。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江西这个神奇的地方。江西自北宋起人口稠密,地少人多,老百姓想当农民没地、想经商没钱、想做工匠又耻于身份低下,都希望科举入仕。但僧多粥少、名额有限,而术士绝对是另一份极有前途的职业,无需资本投入,又不必放下读书人的体面,还免去经商、做工的操劳,干得好了出入宫廷加官进爵,至不济也能行走江湖混个温饱,所以,江西士人对这一行当趋之若鹜。明代江西出了数位著名方士,给明成祖朱棣堪定陵址的廖均卿是兴国人,整个十三陵可以说是他挑的地方。导致明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为主谋石亨指明“天意”的方士万也是南昌人,后来官至工部尚书。正一道天师派的祖庭也在江西贵溪龙虎山,除了张元吉等历代天师,到了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邵元节也出自这里。他们都依靠方术开辟了一条通往权力核心的新途径。

朱见深日益对文官的不信任是因为早年两为太子,幼年卷于皇位之争,精神压力极大,对文官们无好感,主政后又离不开这些文官,自己又有口吃的毛病,后又两宫皇太后为争英宗合葬跟朝臣弄得很僵,所以对文官集团产生不信任,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只有万贵妃陪伴,主政后重用宦官,发明了一个新官职“传奉官”,后又重用方士僧道,所为这一切是内心缺少安全感,总觉得有朝臣针对自己。这才放任万贵妃插手朝政,又放出宦官汪直组建西厂。

天顺八年(1464年)二月,即位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便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很明显,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一举措对制度的破坏,带来了三个后果:

第一,从此,皇帝视官爵为私物。只要皇帝喜欢,可以随意地任用官员,从而破坏皇帝与官僚士大夫之间的平衡。朱见深自己,也往往一传旨就授官百数十人。对于士大夫们来说,官爵原是“天下公器”,皇帝这样的行为,无疑将官爵变成了“人主私器”。

第二,传奉官既然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也就说明其中大部分人是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官职的。对于一个文官政府来说,混杂着一大批出身于军人、僧道、工匠、画士、医官的官员,朝廷的文化认同性必然产生问题,在运作中的冲突必然加剧。而传奉官中多数是一些佞幸之人,靠着结交宦官或者行贿的手段取得一官半职,他们的在职也就大大地败坏了吏治。

第三,既然传奉官由宫中旨意直接传授,而又不需要经过吏部覆核,因此,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大行私利,卖官鬻爵。据说,梁芳取中旨授官,累计达1000人。传奉官的泛滥,引起了许多官员的不满。

成化十九年(1483年),御史张稷上疏,谈及传奉官给朝政带来的混乱。张稷说,自有传奉官后,文官中竟有一字不识的,武官中竟有从来没拿过弓箭的,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治吗?因此,官员们纷纷请求淘汰传奉官员。朱见深虽然有时也偶尔淘汰一些传奉官,但是总体上是传授的要比淘汰的多。

为何章子俊说朱见深是“昏君”,是因为随后的操作中,越来越看不明白朱见深的一系列骚操作,而后又大肆封赏僧道官,这就让章子俊彻底明白了皇帝的内心,宁愿信鬼神,也不愿信朝臣,而宦官、僧道官、传奉官这些,只不过是挡在前面的炮灰,把自己包裹起来,已求得自身“安全”。

李孜省是南昌人,曾经以布政司吏待选京职,后因贪赃事发,断送前程。他没有回乡,而是藏匿在京城等待机会。得知当今皇上好方术,就苦学“五雷法”,这是一种祈祷术,据说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

经过多年苦学,学有所成的李孜省结交宦官梁芳、钱义、韦兴等人,以符箓进献,得到皇帝赏识,被留在身边使唤。此外,还精通房中术,一专多能。

用章子俊的说法推测,李孜省大概算是一个懂气象预报的性心理咨询师。比一般的老农观天看日测天气强一点,在房中术方面,懂得女性满足的手段,还能让宦官在两性上,虽然没有感官上的享受,却能获得心理满足感,听说在大明的东面岛国,有使臣专门来明朝学这一个,在许多案例中,沟通深宫中的皇帝和江湖上的术士,出身底层的宦官起到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两年后,大概是李孜省的法术经常应验,授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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