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期间,兵部尚书、北平侯段文振兼领左候卫大将军,率部出南苏道攻打高句丽,途中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乃上表皇帝,认为高句丽人阴险狡诈,必以投降议和等诸多手段阻碍远征军的攻击进程,告诫皇帝切莫上当受骗,坚决不与高句丽人谈判,坚决不接受他们的投降,务必以摧毁高句丽之威来震慑北方诸虏。
段文振献策,今春雨水连绵,即将成灾,为确保大军能在预定时间内渡过辽水展开攻击,务必督军急进,不可迟延。渡过辽水后,更要严令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进,出敌不意,直杀平壤,如此则攻敌不备,必能一鼓而下。平壤是高句丽人的首府,是高句丽人的根本,只要攻克了平壤,也就摧毁了高句丽的人的斗志,失去了信心和勇气的高句丽人无法负隅顽抗,那么高句丽的其余城池也就不攻自破。如果我远征军未能以最快速度攻克平壤,则必然受阻于远东雨季,攻击难度会大大增加,粮草辎重的供应也异常艰难,到那时前有高句丽人据城坚守,重兵阻击,后有鞍羯人偷袭骚扰,阻截粮道,则远征必将陷入困境。
东征关系到国祚根本,关系到中土命运,倾尽了国力,为防止出现意外,必须速战速决,一战而定,为此段文振恳求皇帝和中枢,不要犹豫,不要迟疑,一鼓作气,直杀平壤,舍此以外,别无上策。
然而,皇帝和中枢没有采纳段文振的遗策。
段文振是齐鲁人,隶属山东贵族集团,无论在北周朝还是在本朝,都饱受关陇人的遏制。但他文武于略,有真本事,尤其在命运的关键时刻都做出了正确选择。在北周朝,他是第一权臣大冢宰宇文护的亲信。先帝崛起初期,尉迟炯等权臣举兵相击,段文振支持先帝,结果为先帝所器重。统一大战结束后,时为晋王的今上镇戍江左,段文振以司马一职辅佐今上,从此忠诚于今上,为今上夺取皇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今上登基后,以段文振为兵部尚书,委以重任
兵部主要主掌军事行政权,兵部最高长官做为中枢宰执之一,参与军事决策。十二卫府的大将军拥有统兵权,战时在皇帝授权下拥有军事指挥权,也参与军事决策。诸如东征这种重大国事的决策,仅靠军方决策远远不够,中枢其他核心成员,比如内史令（内史胜长官）、纳言丨下省长官）、尚书台长官及尚书六部长官等等都要参与决策,但具体到东征这一仗怎么打,却是军方决策,参与决策的有皇帝,有尚书台长官和尚书兵部长官,还有十二卫府大将军
段文振做为本朝兵部尚书,虽然位高权重,但在军事决策中,也仅仅只有一票。当然了,如果他在军方是威名显赫的名将,功勋累累,德高望重,且权势庞大,门生弟子遍布军中,比如当初出任尚书令的越国公杨素,那么他绝对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军事决策,但可惜的是,段文振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无法比肩越国公杨素,即便皇帝信任他,即便皇帝相信他的决策是最好的,亦无法帮助他在军事决策中做到一言九鼎。
军方的复杂程度不一定超过政界,但因为军队的特殊性,它的集团利益更为严重,虎狼成群,实力强悍,很多时候即便是皇帝,面对这群杀气腾腾死守自己“地盘”的虎狼,亦倍感棘手甚至一筹莫展,所以军事决策的拟制难度非常大,尤其东征牵扯的利益太大了,众多军方势力为了争夺利益不惜大打出手,激烈厮杀,就算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迫于军方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在决策拟制中也不得不妥协让步。
东征这一仗怎么打才能实现中土的战略意图,从历史上中土人与高句丽人的多次交锋来看,无非两个策略,一是威慑,以对实力迫使敌人投降,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利益,这有成功的范例,外交手段多于战争手段;其次是攻击,以血腥杀戮彻底摧毁敌人,比如西征,最后就演变成了开疆拓土,战争手段代替了外交手段。
若是以外交手段为主,以战争手段为辅,实现了东征的战略意图,那最大功劳就不是军方的,军方利益受损;反之,若以战争为主,以开疆拓土为最终目的,那在实现东征战略意图的同时,军方也获得了最大利益,这是军方最为乐见的,但为政界大佬们所抵制,尤其持激进改革立场的大佬们,为最大程度削弱军方对改革的影响,始终是不遗余力地遏制和打击军方,此次又岂能让军方借东征之利而咸鱼翻身？
然而,如果外交手段难以实现东征的战略意图,那么就必须动用武力。若东征以战争手段为主,又要采取何种战术？
段文振拿出的计策是“斩首”,飞行千里,直杀平壤,一战而定。从历史上来看,中土人与北方游牧诸虏的作战方式就是如此,一击千里,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我杀光了你的人和马,你还打什么打？之所以运用这一战术,就是因为战场距离太过遥远,粮草运输不便,只能以战养战,只能一击千里,但这一战术的风险极大,它本质上是孤军深入,没有后援,没有粮草接济,稍有不慎便会陷入对手的“诱敌深入”之计而全军覆没。
但此次东征,对于发起者,对于皇帝和以改革派为核心的中枢来说,政治目的大于军事意图,名义上是摧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