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历史惯例,此刻维持政局稳定的最好办法,便是由皇帝坐镇京都居中指挥,由储君、皇子或者中枢重臣领军征伐。当年先帝不论是进行统一大战还是戡乱平叛,采取的都是这一最为稳妥之策。假如皇帝一定要御驾亲征,那么便由储君坐镇京都代理国事,由皇帝信任的中枢重臣左右辅弼,以确保万无一失。
皇帝一定要御驾亲征,一定要亲手建下显赫武功,一定要以对外战争的胜利来扩大和牢固自己的权威。文武大臣们谏阻无效。以关中韦氏、陇西李氏为首的政治集团,便乘此机会,极力劝谏皇帝设立储君,并力陈在皇帝率军远征北虏之际,由储君坐镇京都代理国事,对维持国祚稳定和政局平稳的必要性和安全性。
东征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增加皇帝和中央的权威,以此来加快改革的推进速度,这体现了皇帝和改革派们为了改革而一往无前的勇气,虽千万人吾往矣,一切都是为了改革,而拖延储君的设立同样是为了改革,所以此刻设立储君虽然是必要而紧迫的,且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齐王杨喃就是不二人选,但在改革至上的大前提下,皇帝和改革派们必须阻扰储君的设立。
关中本土贵族集团和陇西本土贵族集团是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力量,这两大政治集团联手,对政局的影响非常大,如果齐王杨喃入主东宫,做了太子,成为中土未来的皇帝,那么这两大政治集团所得到的政治利益难以估量,所以,他们的政治对手,不论是关陇贵族集团中的河东、河洛汉姓贵族集团,还是虏姓贵族集团,也不论是山东人还是江左人,都毫无例外地展开了“阻击”。
皇帝和改革派们在储君设置一事上百般拖延,其目的大家都清楚,心照不宣而已。现在齐王杨喃在关中和陇西两大政治集团的支持下,巧妙利用了东征之契机,向皇帝和改革派们发动了“攻击”,这让皇帝和改革派们非常被动。其他政治集团的心态很一致,我得不到东西,你也休想得到,你想让齐王杨喃坐上太子之位,我就偏偏把他拉下来,而且有绝对的把握把他拉下来,因为皇帝和改革派们根本就不想在这个时候设立太子、确立储君。
借力打力,一击致命。皇统之争历来残酷,一旦败了,就很惨。
齐王杨喃的正妃是韦氏,早亡。韦氏的姐姐嫁进了虏姓第一豪门元家。杨喃与这位大姨子搞上了,还生下了一个女儿。按说杨喃给元氏戴绿帽子已经很不道德了,应该低调一点,悄悄瞒着,待登基称帝了,这事也就不算事了。豪门世家在政治利益的驱使下,联姻是常态,而且越联越乱,辈分搞得乱七八糟,至于婚外情、戴绿帽子之类的事情更是司空见惯。杨喃这事真要说起来,在豪门大族不算个啥,饭后谈资而已,但认真追究起来,公开了,世人皆知了,那就是“失德”,尤其像杨喃这种距离储君只有半步之差的皇子,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你,那就更要低调了,但可惜的是,杨喃没有“低调”,于是他给别人戴了绿帽子,自己却一头栽倒在了太子宝座下,还连累韦氏不得不在紧要关头“壮士断臂”,自己揭发自己,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面子里子全丢了。
东征在即,稳定至上。皇帝和改革派们也就“适可而止”了,毕竟杨喃是皇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必然的众矢之的,虽然这次他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但其本人也仅仅是“失德”而已,不上纲不上线,权当是对他的一次“锤炼”吧。
韦氏之所以在紧要关头“壮士断臂”,自己打自己的耳刮子,其目的也正是要保住杨喃,把他的罪责限制在“失德”这个狭窄范围内,如此既保住了杨喃在皇统上的第一继承人资格,又给皇帝留下了充足的回旋余地,这样双方不至于撕破脸走上对立。
既然杨喃依旧是皇统第一继承人,那么他距离储君的位置也依旧只差半步,只不过经过这次“失德”事件后,这“半步”的距离就有些大了,而若想缩小这“半步”的距离,杨喃就要立功,就要将功折罪,但皇帝没有把他带上远征战场,而是把他留在了京都,他又如何戴罪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