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二，圣主于河北高阳宫接到古北口急报，安州北征胜利结束，虽然弱洛水以北东胡诸部尚未归附，但双方实力悬殊，大局已定，即便有变数也影响甚微，如此一来形势对中土更为有利。
圣主欣喜不已，与虞世基、萧瑀、赵才、来护儿等重臣仔细商讨后，对安东更是势在必得，一定要拿下开疆武功，但就在这时，赵才突然想到一件事，当即提醒圣主，“圣上，目前安东大局已定，而我们招抚安东的决策也已开始实施，这种情况下，辽东卫戍军是否还有主动介入东北战场的必要？”
边军出塞作战，以掳掠多少计算战功，其手段之狠辣可想而知。之前圣主和中枢估计安州北征的胜算非常小，为了帮助安州在东北战场上取得最大战果，同时也为了浑水摸鱼乘火打劫，借机重创契丹人，所以做出了辽东卫戍军主动介入东北战场的决策，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谁也没想到安州北征不但成功了，还在短短时间内横扫了弱洛水两岸，以致于辽东卫戍军事实上已无法完成此行之目的，相反，因为契丹人投降了安州，辽东卫戍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烧杀掳掠就直接损害了安州利益，打击契丹人就是与安州为敌，这显然不利于招抚安东，如果双方冲突激烈甚至会破坏招抚谈判，那结果就与初衷背道而驰了。
虞世基、萧瑀互相看看，后者不以为然地说道，“此刻辽东卫戍军进入东北，必将对安东构成重大威胁，正好有助于我们招抚安东。”
赵才不反驳，亦不解释。
萧瑀的判断并没有错，正常情况下的确如此，安州一方面受制于粮草武器的严重短缺，一方面又面临辽东卫戍军的步步紧逼，腹背受敌，不得不俯首称臣，但问题是，现在虎视眈眈盯着安东的不只是中土，还有大漠，一旦大漠上的突厥人也来招抚安东，安东就能化被动为主动，到那时被动的就是中土了，中土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必将错失最佳招抚机会。
但这话赵才不能说，也没有必要说，因为现在距离新年只剩下二十多天，扣掉消息传递时间，留给宇文述招抚安东的时间仅仅只有数天，而若想在这短短数天内达成目标，唯一办法就是尽量满足安州所提条件，可想而知难度之大局面之艰难，这种不利形势下，辽东卫戍军却在弱洛水两岸烧杀掳掠，在安州的背后狠狠插上一刀，结果不言而喻。
赵才一言不发，来护儿却直言不讳，“辽东卫戍军对安东的确可以构成重大威胁，但同时也必然对招抚谈判构成严重阻碍。”
萧瑀正要据理力争，虞世基果断插言，“来不及了，东北战局的发展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形势变化太快，我们根本来不及做出正确反应，亦来不及命令辽东卫戍军撤离东北。行宫距离辽东太远，等到命令送达东北战场，已是大半个月之后，所以接下来形势如何发展，关键不在于行宫如何决策，而在于左御卫将军薛世雄如何临机处置，只要他处置得当，以大局为重，一方面保持克制，避免与安东方面爆发激烈冲突，一方面陈兵以待，始终对安东构成威胁，则对招抚谈判有利。”
圣主频频点头，挥挥手，“立即诏令薛世雄，要求他想方设法配合招抚安东，若形势过于困难，粮草难以为继，已经威胁到自身安全，则果断撤离。”
虞世基躬身领命。
“安州北征结束，东北尽入囊中，实力更强，要求也就更高，我们达成目标的难度也就更大。”圣主看看几位亲信重臣，继续说道，“我们若想在年底前把开疆安东的消息传至东都，就必须在未来数天内完成招抚谈判，为此就必须向安州做出更大让步，那么，我们所能开出的最高条件是什么？”
之前的招抚条件是，安州和东北要纳入中土版图，要把地方自治权包括军、政、财大权都要上交中央，安东的汉虏军队还必须参加第三次东征，也就是说，在双方实力悬殊，且强者牢牢掌控弱者要害的情况下，招抚实际上就是单方面的征服，强者生杀予夺，弱者楸由宰割。至于宇文述所说的东征胜利后论功行赏，甚至可以封个藩王的承诺，纯属笑谈，谁都不会当真。
当时安州只是在东北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北征尚未结束，变数很多，比如举兵造反的突厥人随时都有可能翻脸，契丹首领大贺咄罗可能会带着契丹诸部拒不投降奋战到底，而弱洛水北岸的霫族诸部更是远在数百里乃至上千里之外，如果他们拒不归附，安州也只能望而兴叹，无可奈何，种种不利因素导致安州不但不能实际控制东北，反而被东北所牵制，困难重重，危机四伏，这种局面下中土所提的招抚条件当然很低。
现在不一样了，安州在东北战场上所面临的诸多变数正在迅速减少，安州对东北的控制力正在迅速增加，安州的实力急骤暴涨，对中土的依赖性随之减弱，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身价”高了，中土的招抚条件当然也要随之做出相应调整。
“安州的底线肯定是自治。”虞世基说道，“唯有自治，安州才能自保，才能称藩，才能割据，才能一步步做大做强，否则就是砧板上的鱼肉，被中央一刀刀凌迟而死，但在自治权上，中央绝无可能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