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二，封德彝的第二份奏章到了。
宋子贤?谋行刺圣主案，牵连甚广，首当其冲的就是冀北豪门世家，其次就是地方官府，再次就是地方豪强、汉虏商贾和佛门信徒。此事一旦扩大化，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必定会掀起血雨腥风，这使得冀北形势骤然紧张，上上下下下惊惶不安，人人自危，更有甚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开始积极谋划叛乱之计以求生存。
封德彝不得不向圣主和中枢发出严重告诫。
这段时间白发贼在冀北一带肆无忌惮的烧杀掳掠，而冀北官方竟然束手无策，只能闭门死守，涿郡方面的援军也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无力剿贼，这给了冀北豪强以强烈的负面“冲击”，很多人蠢蠢欲动，也想举旗谋反，其中宋子贤阴谋行刺圣主案就是个鲜明例子。这个事件的背后推手虽然是突厥人，但阴谋之所以暴露，正是因为当下形势对阴谋者非常有利，导致他们过于大意，不慎露出“马脚”，否则此事一旦既成事实，冀北豪门世家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圣主和中枢必然要打击河北人，于是落井下石者蜂拥而上，山东人和关陇人必定再次大打出手，国内政局就此陷入“混战”，结果不言而喻，必然会严重影响到南北关系的发展，甚至影响到南北战争的胜负。
恰在此时，齐王就在博陵，麾下两万大军对冀北豪门和官方形成了直接威胁，直接影响甚至主导了冀北局势的发展，而齐王一旦完全主导了冀北局势，控制了“行刺大案”的未来走向，不但冀北豪门和冀北官方陷入了被动，圣主和中枢也陷入了被动，齐王和圣主极有可能因此产生直接冲突，这个后果就严重了。
封德彝为此发出警告，恳请圣主和中枢从大局考虑，为杜绝“行刺大案”演变成政治风暴，阻止山东人和关陇人发生正面“厮杀”，祸及国内政局，马上就此案做出结论，快刀斩乱麻，乘着朝堂上各方势力尚未得到消息做出反应之前，先把所有可能产生危机的因素统统消除。
只要圣主和中枢做出冀北豪门和冀北官方虽然有失察之罪，但也有铲除阴谋之功，功过可以相抵之结论，圣主和中枢就不会与冀北豪门和冀北官方发生正面冲突。但是，此举并不能彻底扼杀危机，因为现在博陵还有齐王，齐王还有引爆并扩大危机的能力。
齐王借助这件“行刺大案”抓住了冀北人的“要害”，以此来要挟圣主和中枢牟取政治利益，若圣主和中枢不能满足他的要求，齐王完全可以凭借现有的实力，把这件大案扩大化，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所以齐王身居博陵，对冀北人来说就是一柄悬在头顶上的利剑，随时都有可能斩下来，对圣主和中枢来说则是一个破坏国内政局的祸患，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向齐王妥协，借助“行刺大案”诘难突厥人，并以此为借口诏令齐王北上巡边。
圣主和中枢核心成员马上意识到这个“行刺大案”的突然爆发有着莫大玄机，巧合太多，时间节点选择得太好，仿若“神来之笔”，把诸多纷繁复杂纠缠难解的政治难题“一笔抹去”，各方势力因为此案而做出的各种对策所形成的推动力，恰好可以帮助齐王北上长城，如此布局，堪称精妙。
如果这个布局来自齐王，那么今日齐王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就非同寻常了，远非三年前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毫无还手之力的齐王可以比拟了。不过即使齐王成熟了，进步了，但在圣主和中枢大佬们的眼里，齐王还是实力太弱，不堪一击，就算齐王使出浑身解数有所发展，然而很快他就要面对声势浩大的南北战争，实力不济的齐王在如此规模的战争中，充其量也就是个“炮灰”，终究逃脱不了败亡的命运。
圣主和中枢核心成员经过紧急商讨，随即做出决策，在获悉“行刺大案”的第二天，在尚未详细了解此案经过的情况下，就匆忙为此案做出了结论，正面肯定了齐王、冀北豪门世家和冀北官方的成绩，并诏令封德彝督导此案的审理和善后，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审结此案，确保此案不会对冀北乃至整个北方局势造成大影响，否则严惩不贷。
圣主和中枢又诏令齐王，考虑到“行刺大案”的爆发源自冀北混乱局势，因此要求他倾力剿贼，不惜一切代价诛杀白发贼及其同党，务必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冀北和燕北的局势，又考虑到齐王进入燕北剿贼必然对北疆镇戍和南北关系产生影响，为最大程度减少这种影响，诏令其北上巡边，并以巡边的名义一边加强北疆镇戍力量，一边戡乱剿贼稳定北疆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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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三，李风云、李子雄率军离开飞狐城，开始北上征程。
甄宝车、陈瑞、韩曜等留守军政大员出城相送。
甄宝车心情沉重，李风云以联盟相托，虽然给了他绝对的信任，但责任太大，他感觉自身能力有限，难以承担。这几天他一直想找个机会私下与李风云谈一谈，但李风云太忙了，不眠不休地进行出征准备，根本就找不到谈话的机会。一转眼李风云要走了，甄宝车憋了一肚子话想说，却开不了口。
走到途中，李风云忽然下了马。甄宝车、陈瑞和韩曜暗自欣喜，知道李风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