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德彝不能不答，他冲着圣主深深一躬，语含双?地说道，“圣上，策略能否得以贯彻实施，危机能否得以妥善解决，看上去是智慧，实则是用人。人用好了，量才而用，因材施用，策略就已经贯彻下去了，危机也已解决了一半。”
封德彝“赴汤蹈火”，豁出去了，义无反顾地隆重推出了“齐王”。没办法，话已经说出去了，问题也已经摆出来了，他必须给圣主一个“交待”，善始善终嘛。
现在因为齐王在东都兵变一事上所表现出来的叵测“野心”，使得中枢上上下下下都对齐王“畏之如虎”，避之唯恐不及。谁都摸不清圣主的“态度”，谁也不敢提及齐王，所有人都担心激怒了圣主，遭受无妄之灾。现在父子两人看似“你好我好”，实则“势成水火”，齐王的刀虽然没有出鞘，但已拉出来一半，杀气凛冽，这种恶劣局面下，谁敢往“刀口”上碰？
但必须有人往“刀口”上碰，抱着舍身赴死的决心，缓和父子间的紧张关系，给圣主一个“台阶”下，给齐王一个“求生”的机会，否则父子反目，血脉相残，对当前政局有害无益，只能“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国内的政治“环境”。
圣主脸色微滞，目露意外之色，旋即怒气上涌，既痛恨齐王平庸无能不成器，又恼怒封德彝戳中了他的“伤疤”，但瞬息间他就冷静下来。
他也是一个父亲，他想做一个好父亲，他不想重蹈先帝的覆辙，更不想儿孙们重蹈自己的覆辙，父子相残兄弟阋墙的人伦悲剧不能上演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也不能再做了。这是他在屠戮了所有的政敌，包括自己的兄弟，稳固了自己的皇位后，所做的誓言，他要信守自己的承诺，他要保护自己的儿孙，他不会诛杀齐王，哪怕齐王拔刀相向。现在齐王就“拔刀”了，这触及到了他的底线，他已打定主意，等到两京政局稳定下来，他就利用政治清算的机会，囚禁齐王，以绝后患。
然而，封德彝却在这个时候，“不知死活”地劝谏他，给齐王一机会，让齐王北上戍边，这触及到了他的“底线”，让他难以接受。不过冷静下来仔细权衡，这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既能加强北疆镇戍，又能给齐王一个机会，缓和父子关系，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圣主的“正面形象”，重振威权，激励北疆军民的士气，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事关中土和王国利益，个人情绪不应该影响到决策者的判断，这是一个上位者最基本的政治素养。
齐王身份特殊，虽然圣主已经“剥夺”了他的皇统继承权，但在没有彻底结束齐王的政治“生命”之前，齐王在名义上还是距离皇统最近的继承人，理论上他还是成为中土未来君主的可能。就凭这个“可能”，齐王的政治份量就非常惊人，圣主把他放在北疆，即便是打着政治“流放”的旗号，此举对北虏所释放出来的信号也是“危险”的，其对北虏所造成的威慑力也要大于十万镇戍军。
但是，北疆将帮助齐王壮大，南北大战将给齐王东山再起的机会，这个问题不得不重视，未来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皇统大战，毕竟在齐王北上戍边这件事的背后，河北人甘为“棋子”，就已经让人十分不安了，如果布局操控者是关陇人，那隐患就更大了。虽然就目前中外局势而言，圣主“将计就计”最为有利，但相比未来的弊害，“将计就计”是否值得？未来是否会悔之不及？
封德彝知道圣主担心齐王“坐大”北疆，重蹈汉王杨谅之覆辙，于是直言不讳地继续说道，“识人不明，用人失察，才会导致滔天大祸。先帝以圣上治江左，江左兴则中土兴。先帝以汉王驭山东，结果却截然相反。”
圣主登基之初，汉王杨谅叛乱，但祸根却源自先帝。先帝以汉王杨谅为并州总管，主掌代、晋、冀、幽、燕五十二郡之军政，名副其实的“北方王”，有与圣主争夺皇统的实力。但今日齐王就不行了，齐王北上戍边是“死里求生”，能否“求生”要看他的运气，如果他从南北大战的血雨腥风中杀出来了，生算是暂时无忧，而接下来能否“坐大”却不是看军队的多少，而是依赖于东都给他多少“资源”。
今日的西疆就是个鲜活的例子，当初西征大捷好不风光，西土经略硕果累累，但好景不长，很快东都就缩减了支持西疆的“资源”，然后西北危机爆发了，西土经略的“硕果”转眼就丧失殆尽。相比起来，北疆的“底子”虽然比西疆要好一些，距离东都更近一些，更容易得到支援，但它距离北虏也更近，“脸贴着脸”，除了长城外没有任何缓冲地带，所以自古以来，南北大战的主战场就是北疆，就在代北。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东都“卡”住了北疆的“脖子”，缩减支持北疆的“资源”，北疆的困窘可想而知。
因此齐王若想“坐大”北疆，其前提是东都有意帮助他“坐大”，圣主和中枢都默许和纵容他“坐大”，否则绝无可能。也就是说，齐王有成为祸患的资格，却没有据北疆而坐大的条件，而圣主的担忧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过于悲观了，有杞人忧天之嫌。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当年的皇统之争太血腥了，父子反目兄弟相残，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任何一个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