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盖不再愤怒,不再沮丧,恢复了平静。
越王杨侗的选择让他欣喜万分。杨侗是留守东都的最高军政长官,是东都卫戍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只要杨侗誓死坚守东都,决心与东都共存亡,军心就不会丧失,人心就不会乱,至于皇后嫔妃,中央府署,贵族官僚,他们撤离东都是好事,有百利而无一害,樊子盖正愁着没办法甩掉这些惑乱人心的包袱,清除这些无处不在的隐患,如今正好,天遂人愿,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此从眼前消失,眼不见心不烦,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对付杨玄感了。
樊子盖马上转变了态度,与杨恭仁积极合作,全力投入到撤退部署中。
秦王杨浩是河阳都尉,熟悉河阳及其周边情况,又与河内郡府有密切关系,所以他必须以最快速度赶赴河阳,一方面在河阳选择一块合适地方建立行营,以安置撤退人员;一方面紧急告之河内郡府,请地方上组织人力物力给予帮助,同时负责行营的粮草供应。
吏部侍郎高孝基、太府卿元文都、卫尉卿张权、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太常少卿韦霁马上从中央诸府中抽调一批资深官员组建行台,连夜渡河赶赴河阳,维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一旦东都被叛军完全包围,则代行中央职权,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禁卫军一分为二,左监门郎将独孤盛全权负责禁中撤离,天亮之后,率先保护皇后嫔妃撤往河阳。
命令武贲郎将费曜,马上从戍守南郭的军队中抽调两千卫士进入皇城,以补足皇城戍卫力量之不足。是否放弃南郭,要依据战局发展而定,一旦黄道桥守不住了,则南郭卫戍军果断撤进皇城。
又命令武贲郎将李公挺,把主要力量放在邙山西线,确保金谷要道之安全,确保邓津畅通无阻。并要求李公挺告之武牙郎将高毗,不论其付出多大代价,即便战至最后一人,也要守住临清关,确保河内之安全。
樊子盖要求,中枢大员们联手向右候卫将军郑元寿施压,迫使他即刻回援东都。
东都局势恶化如此之快,与东都卫戍力量严重不足有直接关系,而东都卫戍力量之所以严重不足,不是因为兵力不够,而是因为有人置东都安危于不顾,冷眼旁观。
东都有四万正规卫戍军,除了已经投降杨玄感的周仲、韩世谔、顾觉、来渊等一万余军队外,还有禁卫军一部分,还有支援虎牢和荥阳的一部分,还有费曜和李公挺的军队,余下军队一部分正在左骁卫将军李浑的指挥下鏖战于皇城之外,还有一部分则在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的统率下于崤、渑一线按兵不动。
当然,郑元寿“按兵不动”有理由,因为他执行的是中央决策,是越王杨侗的命令。依照杨恭仁的策略,他要在潼关一线阻挡代王杨侑进京,实际上就是阻御西京大军进入东都战场,以免风暴失控,东都被毁。之后樊子盖虽然以东都留守府的名义向西京发出了“出兵支援”的请求,但杨恭仁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既定策略,越王杨侗也没有命令郑元寿马上率军返回东都。
然而,形势变化太快了,杨玄感的实力膨胀得也太快了,战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东都的预料,从可见趋势来看,仅靠东都本身的力量已难以坚守到圣主回援,所以就算杨恭仁坚持拒绝西京的支援,就算樊子盖没有一意孤行求援于西京,西京大军也会进入东都战场,东都根本无力阻止。既然如此,还有必要把郑元寿和一万余卫戍军继续放在崤山、渑池一线吗？当然要以最快速度把他们调到东都战场,以确保东都能够坚守更长时间。
但问题是,郑元寿本人是否有即刻进入东都战场的意愿？很明显,他没有,当初他突然离开东都,正是要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当然了,他本人和荥阳郑氏就处在这场风暴的中心,根本没有“中立”的可能,所以K元寿的做法实质上就是消极逃避。
风暴之初混乱不堪无法做出正确选择,只有等到形势明朗了,才有做出正确选择的可能,这就是郑元寿离开东都的真正目的,他要“待价而沽”,把自己和荥阳郑氏卖个好“价钱”。这种情形下,就算越王杨侗和中枢大员们联手施压,郑元寿也未必会返回东都,退一步说就算他返回东都了,也未必会出力,而更可怕的是,一旦他帐下的将领纷纷倒戈,投奔了杨玄感,则无形当中等于帮助杨玄感扩大了实力,到那时东都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欲哭无泪啊。
樊子盖态度强硬,恳请越王杨侗务必下令郑元寿马上支援东都。
郑元寿进入东都战场,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是因为有弊端就因噎废食,还是行险一搏？杨恭仁和崔赜等人实际上知道樊子盖的用意。樊子盖的用意很简单,推卸责任。我中枢调你回来,中枢尽责了,没有失职,但你不回来,与东都对着于,那就是你的责任,如果东都失陷,你就要负全部责任。樊子盖用阳谋,公开向郑元寿叫阵,而郑元寿很被动,夹在樊子盖和杨玄感的中间饱受“蹂躏”,很难取舍,如果他站在圣主一边,杨玄感必定打击荥阳郑氏,反之,圣主回来了,荥阳郑氏还能逃脱“清算”？左右都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