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浑没有直接回答,“今天东线战况如何？”
“裴弘策全军覆没,只身逃回。”杨恭仁愤然说道,“杨玄感距离上春门仅剩十里。”
李浑神色严峻了。明天杨玄感就到了上春门,其主力沿着通济渠直杀皇城,这样便与西线的叛军形成了夹击,卫府军的防守形势急转直下。
“某信守承诺。”李浑信誓旦旦地说道,“某一定守住皇城的西线,绝不让一个贼兵接近太阳门,亦不让一个贼兵越过黄道桥。”
杨恭仁的心骤然一沉。目前战局下,李浑说出这句话,说明他要集中全部力量死守皇城,换句话说,他要放弃南郭了。虽然南郭有费曜的军队,但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李浑放弃对南郭的保护,把坚守月陂的军队全部调到黄道渠北岸和皇城西线,则等于把月陂拱手让给了叛军,叛军可沿着月陂直杀黄道渠南岸,就此断绝南郭和皇城之间的联系。费曜被困在了南郭,没办法给皇城以有力支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杨玄感的大军东西夹击皇城,而皇城一旦失陷,他即便守住了南郭又有什么意义？
杨恭仁知道李浑这两天保存实力的原因了。自叛军攻陷伊阙口以来,李浑就一直在蓄意保存实力,蓄意夸大叛军的实力,由此给他节节败退找到了充足的理由,但谁也没办法说他欺上瞒下,无凭无据啊。这仗一直都是他在打,他说叛军厉害,实力强悍,足以与卫戍军抗衡,那谁又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他错了？既然叛军实力强悍,那么这两天卫戍军步步退却也就很正常了,而这一次李浑更是拿出了事实证据,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铁证啊,你能说他空口无凭？
战局发展到这一步,李浑也面临“艰难抉择”了,如果继续分兵卫戍,他就守不住皇城西线,他就无法兑现对越王的承诺,而皇城西线一旦丢失,韩相国的叛军猛攻西太阳门,杨玄感在另外一边猛攻东太阳门,皇城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李浑的选择只有一个,集中兵力戍守皇城西线。于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李浑全力卫戍皇城西线,他就没有足够的兵力保护南郭,就得放弃对南郭的保护,费曜就被困在了南郭。费曜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费曜无法支援皇城,他和四千余卫戍军在东都保卫战中竟然成了“看客”,这肯定不行。
难题由此转到了杨恭仁手上,对他来说,接下来是确保皇城的安全？还是兼顾皇城和南郭？关键依旧是李浑,李浑在未来局势中的选择至关重要。
假如齐王到了东都战场,与杨玄感携手结盟,李浑势必临阵倒戈,而随着他的倒戈,皇城的失陷也就在所难免,杨恭仁就算有通天的本事也守不住皇城,除非现在他杀伐果断,毅然提前放弃南郭,提前把费曜和四千余卫戍军调进皇城,然后凭借皇城的坚固和防守兵力上的优势,顽强坚守到圣主和远征军的归来。
杨恭仁的脸色越来越阴沉,眼神越来越凌厉,但李浑视若无睹,夷然不惧。他为什么要保存实力？为什么宁愿逼着杨恭仁放弃南郭,也不愿为越王竭力死战？没办法,陇西李氏成纪房在这场风暴中没有选择,只能与齐王祸福与共,如果齐王要到东都争夺皇统,他也只好奉陪到底,而那时他若没有实力了,拿什么去应对瞬息万变、波诡云谲的东都局势？又拿什么去帮助齐王争夺皇统？
杨恭仁稍稍巡视了一下战场,抚慰了一下卫府将士,便匆忙返回了皇城,召集留守大佬们紧急商议。
东都留守樊子盖第一个否决了杨恭仁的提议。放弃南郭？绝对不行,东都是一个整体,要守就守住全部,寸土必争,否则就算失陷了一个外郭的城门,也是京师的奇耻大辱。说白了,他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傀儡可以做,黑锅可以背,但有个底线,必须守住东都,只要守住东都,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毕竟最后的功劳可以补偿他之前所有的损失。反之,他就完了,彻底完了,万死莫赎其罪。当然了,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比如南郭和北郭都给杨玄感攻陷了,只能坚守皇城了,他也就咬牙认了,但关键问题是,现在韩相国还没有攻破积翠池防线,杨玄感也还没有兵临上春门,杨恭仁就急吼吼地要主动放弃南郭,这不行,这太荒唐了,完全不能接受。
越王府长史崔赜坚决站在杨恭仁一边,旗帜鲜明地支持杨恭仁的提议。理由很简单,是杨恭仁会打仗,还是你樊子盖会打仗？无疑杨恭仁更擅兵事。既然杨恭仁会打仗,那么他对目前东都战局的分析就是可信的,一旦杨玄感与韩相国东西夹击皇城,则黄道渠上的黄道桥必断,而黄道桥一段,皇城和南郭之间的联系断绝,费曜和四千余卫戍军将士在东都保卫战中起到的作用就十分有限。
崔赜质问樊子盖,“你既然拒绝观公的决策,拒绝把费曜和四千余将士调进皇城,那么你是否敢拿项上人头保证皇城一定可以守住？如果你不能保证,皇城亦不能守住,失陷了,你是否愿一力承当全部罪责？”
樊子盖当然不敢保证,更不会一力承当罪责,虽然他个人并不害怕承担责任,但问题是,他在东都战场上代表的并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代表了圣主和中枢以及整个改革派的利益,如果他独自承担了东都失陷的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