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也只能静观其变,东都政局的新变化完全出乎李风云的预料,使得李风云对未来局势的走向也不确定了,他杀进东都的本意就是要改变历史,但目前看来他对记忆中的历史解读不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结果他的决策加剧了东都局势的复杂程度,如今他也是雾里看花,已经失去了对东都局势的掌控,不再是有目的地劈波斩浪,而是无方向的随波逐流了。
李风云非常懊恼,他执迷于记忆中的历史,对杨玄感解读不够,以致于突然间迷失在了东都战场上。
杨玄感有理想,有魄力,有智慧,这一次的兵变并不是铤而走险式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一次他是破釜沉舟了,以暴力手段来推翻圣主甚至摧毁国祚,一劳永逸的摧毁改革,如此一来他就把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彻底激发了,双方不死不休了,这种情况下西京做为保守力量之一,若想保全自己,要么接受杨玄感的胁迫,与杨玄感结盟合作,要么眼睁睁地看着中土的保守势力被圣主和改革派各个击破。
西京如何选择？太难选择了。从西京的立场来说,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与杨玄感合作,摧毁圣主和改革派,但问题是,圣主明明知道东都政局已经危机四伏了,还执意发动二次东征,这明显就是给保守力量挖“坑”啊。所以七月是个关键点,如果远征军在七月前后杀到平壤城下,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给保守力量以暴力手段摧毁圣主和改革赢得了先机。
但是,目前圣主还在辽东城下久攻不下,宇文述和杨义臣的远征选锋军还在鸭绿水踌躇不前,东征进程严重延误,东征形势看上去很不乐观,然而就在这种不乐观的情形下,圣主却对保守力量“下手”了,密诏拘捕李子雄和元弘嗣,这两位都是保守派大佬,都是手握军权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圣主突然拘捕他们,明显就是“敲山震虎”,这一“震”果然就把东都政局“震”得天翻地覆了。
杨玄感被逼无奈不得不提前举兵,而这一“提前”,看上去是把己方的优势丧失殆尽,陷自己于被动,但实际上圣主更被动,圣主如何选择？是放弃二次东征,回师平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保守力量以致命一击,还是继续二次东征,赢得东征的胜利,然后再回师平叛？选择前者,可以避免内战,避免国祚崩溃之危,但南北局势会恶化,如果内战时间过长,国力损耗太大,南北战争随时都有可能爆发,这对中土十分不利;反之,若选择后者,虽然有利于遏制南北关系的破裂,延缓南北战争的爆发,但内战不可避免,国祚有可能分崩离析,而统一大业一旦崩溃,中土陷入分裂和战乱,又如何阻止北虏南下入侵？
这样一分析,圣主选择前者的可能性更大,当他看到东都危机已经向失控的方向发展,看到中土所有的保守力量联合起来反对他,已经严重威胁到他的和改革派的执掌,甚至危及到国祚存亡时,他必然放弃二次东征,回师平叛。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国内局势稳定了,一个声音说话了,再腾出手来抵御外寇,这一策略始终是中土历代王朝最重要的国防和外交战略,圣主和他的执政团体同样不会在关键时刻抛弃这一基本战略。两害相权取其轻,圣主的这一选择无可厚非。
然而,既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知道保守力量要誓死一搏,圣主和改革派又为何一定要匆匆发动第二次东征,陷自己乃至国祚和整个中土于困境？
李风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圣主和他的执政团体过度自信,对隐藏在东都政局下的主要矛盾认识不足,对由主要矛盾所产生的危害性也认识不足,这不是“疏忽”,而是“轻视”,因为过度自信而轻视,轻视了激进改革政策对既得利益团体的损害程度,轻视了既得利益团体对自身损害的忍耐程度。在改革派看来都是可以容忍的损失,而在保守派看来却已忍无可忍,结果就是双方对现在和未来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拿出了错误的决策。
比如圣主在五月的某个时间下诏秘密拘捕李子雄和元弘嗣,其用意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敲山震虎,以此来威慑国内保守力量,遏制和打击保守派的反抗心理,二是为远征军进攻平壤,做好国内局势的稳定工作。在圣主看来,我用你,是因为我要杀你,是要榨于你最后一点价值,而在保守派看来,这就是中央集权制的可怕之处,权力过分集中就会失控,掌权者就会为所欲为,就像逃出笼子里的老虎,穷凶极恶,涂炭生灵,所以权力一定要有制约,即便不能做到“王与马共天下”,最起码皇权和相权要制衡,要互相制约。当然了,最理想的还是门阀士族制度,王与马共天下,有福同享,你好我好大家好,皆大欢喜。
同样一件事,理念、立场和利益诉求截然不同的两大对立集团的解读完全不同,结果便是圣主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激化了矛盾,加剧了危机,坚定了保守派以暴力手段推翻改革的决心,于是兵变爆发了,而圣主不得不吞下自酿的苦果,中止东征,回师平叛。
李风云和李珉殚精竭虑,反复分析和推演,最终做出结论,圣主虽然对东都危机有所预料,甚至对保守派中的激进势力阴谋发动兵变一事都略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