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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十,越王杨侗向中央诸府、十二卫府、东都留守府、河南内史府,以及京畿四大都尉府,弘农、荥阳和河内三郡郡府下达了一份详述当前中外及东都局势的文书,目的是辟谣,是对甚嚣尘上的坊间各种传闻做一次官方回应,以安定人心。
同时,这份文书也抄送留镇西京的代王杨侑、西京留守府和京兆内史府,还有留镇黎阳督办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及治书侍御史游元两位中枢大员。
既然为了辟谣,这份文书当然极尽掩饰之能事,欺上瞒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但矢口否认伊阙失陷,更把突破京畿防线的贼帅韩相国描叙成了一个偷鸡摸狗的小蟊贼。好在上上下下都是心照不宣,谁也不会无聊到去揭穿杨侗的谎言,去做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继续冷眼旁观“看戏”就是,但仔细研究这份文书之后,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东都政局的“微妙”变化。
越王杨侗在文书中以“不经意”的口气告诉东都、西京所有贵族官僚,他把秦王杨浩请回京城辅佐自己,同时还请出了在家守孝的观国公杨恭仁,以增加东都政坛上的宗室力量来巩固自己在东都的绝对权威。
宣告自己的权威,这才是越王杨侗下达这份文书的真正目的所在,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有这样的魄力和勇气,是因为观国公杨恭仁“复出”了,而杨恭仁代表了宗室最强大的力量,杨恭仁站在了他的身后,不论是“站队”还是临时救急,杨侗都将因此拥有了度过这段最艰难时期的实力。
在东都局势逐渐失控,在东都危机愈演愈烈,在阴霾渐渐笼罩国祚之刻,皇族终于有人坐不住了,宗室终于有人挺身而出了,而这个敢于站出来力挽狂澜者,除了宗室新一代“大旗”观国公杨恭仁外,再无第二人。
杨恭仁“复出”了,他是东都真正的实权派,没有人的权力会超过他,他的权力实际上已“凌驾”于越王杨侗之上,当然,前提是越王杨侗绝对信任和绝对支持他,但这一点毋庸置疑,越王杨侗正是在自己的权力被一帮权贵们完全瓜分了,且被这帮权贵们架在大火上烤,转眼就要灰飞烟灭了,走投无路之下,才反手一击,把杨恭仁“请”了出来。现在能拯救他的,而他能相信的也只有杨恭仁,只有自己的这个血脉亲人了。
圣主二次东征前,亲手设置的东都留守权力架构,突然间崩溃了,越王杨侗这个“傀儡”终于不甘心做个“替死鬼”,关键时刻以一个惊人的举措震惊了东都。
观国公杨恭仁“重新出山”,“看戏”的人还看得下去吗？
六月初一,清晨,观国公杨恭仁出现在洛水战场,在卫府将士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杨恭仁一边纵马飞驰,一边扬鞭呼应,一时间军心大振。
右骁卫将军李浑带着麾下一大帮僚属、军官,把杨恭仁迎进了显仁宫。
杨恭仁名温,字恭仁,以字行于世。他是名副其实的人如其名,温恭仁义,清廉正直,不论是做人做官,口牌都非常好,堂堂正正的真君子,即便是政敌,撇开政见上的不同外对他也是钦佩有加,这也是他德高望重的原因所在,做人做到他这个份上,连敌人都不说他坏话的,也算罕见了。
杨恭仁四十五岁,相貌堂堂,春秋盛年,正是大展宏图之时,东都上上下下都对他寄予无限厚望,不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也不论是关陇人还是山东人、江左人,乃至域外夷族,都希望他能代表中土的宗室集团把“温恭仁义”这一政治理念真真切切地贯彻到国策之中,把中土的大一统事业推向一个崭新高度。这个世界上的生灵需要的是和平,是安居乐业,是幸福安康,而不是分裂和战乱,不是流血和流泪,不是痛苦和绝望,然而当前的中外大势,当前中土内部挡者披靡的大改革,与中外生灵们的愿望始终在背道而驰,从而导致国内外的矛盾越来越大、冲突越来越激烈
谁能改变这一切？杨恭仁成了希望所在,他的“温恭仁义”之政治理念就像万能的“润滑剂”,从理论上来说,若能在政治上得以充分发挥,的确可以减少改革和保守这一核心矛盾之间的剧烈“摩擦”。
李浑对杨恭仁很尊敬,发自内心的佩服,两人虽然年纪相仿,都出身豪门,父辈都权势倾天,但杨恭仁少年从军,青年戍边,舍身赴险义无反顾,中年入阁,更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其文武于略,才智超绝,若论功勋,他们这一代人中,鲜有比肩者。相比起来,李浑就是典型的官二代,靠着祖辈的荫泽、父辈的“遗产”,才获得了今天的地位和权势,所以两者若论及真正的实力,没有可比性。
一番热闹、虚伪的寒暄过后,僚属和军官们都识趣地退下,大堂上就剩下了杨恭仁和李浑。
“公,某就直言不讳了？”杨恭仁和颜悦色地说道。
李浑笑着挥挥手,“在观公面前,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杨恭仁抚须而笑,稍加沉吟后,笑容渐渐消失,表情慢慢严肃,“新义公（韩世谔）在哪？”
李浑脸上的笑容顿时凝滞。杨恭仁果然厉害,一眼就看出了伊阙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