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在军帐里负手徘徊,情绪恶劣,彷徨不安。
韩相国把韩家长者的话代传给李密后就走了,但李密从韩相国的言辞中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些变化,韩相国对李风云的态度似乎发生了转变,而这个转变显然与韩家长者有关。
对韩相国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生存,是找一个可以庇护他并且有发展前途的“靠山”,本来杨玄感就是他的“靠山”,但现在他距离杨玄感太远,中间隔着一个李风云,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当下摆在韩相国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越过李风云这个“障碍”获得杨玄感的庇护,一个是投奔李风云,与联盟合二为一,化险为夷。韩相国如果选择越过“障碍”,与李风云为“敌”,李风云肯定要吃了他,原因很简单,谁也不知道兵变能否成功,为确保退路,李风云必须壮大自己,他绝无可能把韩相国这块“肥肉”送给杨玄感。
为此韩相国进退两难,一筹莫展,关键时刻韩家长者看透了东都政局背后的玄机,帮助韩相国做出了选择,那就是追随李风云。李风云藏在韩相国的大旗下,操控韩相国来指挥大军参加兵变,攻打东都,韩相国此举实际上等于背弃了杨玄感,只是从表面上看,韩相国尊奉的还是杨玄感,根本就没有背弃杨玄感,唯有等到兵变失败,韩相国才会“原形毕露”,但到了那个时候,杨玄感众叛亲离,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韩相国？
韩家长者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东都政局的变化已经不利于杨玄感的兵变,兵变的未来很不乐观,他也是别无选择,只能把韩相国这个赌注押在李风云身上,把希望寄托在李风云背后那股庞大力量上,这就是一个老政客的睿智。
李风云预测准确,陇西战事再起,突然爆发的危机激化了西北内部的矛盾,元弘嗣出事了,而这直接影响到了两京政局,影响到了谋划以久的兵变大计。
墙倒众人推,元弘嗣成众矢之的乃必然之事。关陇本土贵族对西北疆和西北军的控制权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放松,而圣主因为与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对西京越来越憎恨和戒备,所以在东征期间,对西北疆军政大员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其中倍受关注和饱受诟病的便是任命元弘嗣出任弘化留守,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为西北最高军政长官。
自关陇人崛起以来,西北疆和西北军便是关陇人的“势力范围”,是关陇人的核心利益所在,但中土一统后,这种地方独大的做法就成了变相的“割据”,与中央集权的改革主旨背道而驰,然而关陇贵族集团毕竟是统一后的中土王朝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团,若想维持长久的统一和实现中央集权,皇帝和中央就必须赢得关陇人的支持和配合,所以先帝朝的改革温和渐进,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并不严重,圣主登基后采取了激进的改革方式,结果双方的矛盾和冲突迅速白热化。圣主西征,有利于关陇人,关陇人积极配合,西北军政两界倾力支持,战果累累,等到了东征,情况就不一样了,关陇人不但无利可图,还有潜在的可预见的巨大利益损失,关陇人当然“扯后腿”了,结果圣主一怒之下就对关陇人的“自留地”下手了。
这下好了,元弘嗣出事了,圣主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扇了自己一个大巴掌,被关陇人所耻笑,未来双方的仇怨必然越结越深,圣主逮到机会就会报复,而以杨玄感为首的保守势力所发动的兵变,一旦失败进行政治清算,关陇人必然受累,想躲都躲不掉。
既然躲不掉,关陇人如何应对？两个选择,要么与杨玄感合作,一起发动兵变,要么利用杨玄感的兵变要挟圣主,迫使圣主向关陇人做出政治妥协,让度政治利益,比如拿到弘化留守这个关键位置,完全控制西北军,先把自己“武装”起来,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出兵平叛,摧毁杨玄感,拿到平叛功劳,如此“双管齐下”,圣主将来即便有报复关陇人的心思,但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关陇人,也唯有忍气吞声,先忍了。
第一个选择风险太大,有可能葬送统一大业,如果王朝崩溃,对关陇人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这不符合关陇人的核心利益,另外与杨玄感合作有太多的变数,如果关陇人不能掌控皇统的选择权,也就无法保障自己的核心利益不受损失,但杨玄感发动兵变的目的正是要更迭皇统,如果他拿不到皇统的选择权,他还会发动兵变？所以关陇人在解决了元弘嗣这个潜在隐患,并利用西北危机再一次牢牢掌控西北军后,必然要重新权衡利益得失,而此刻杨玄感已经失去了元弘嗣这个强有力的盟友,随之失去的还有要挟关陇人的“武器”,还有与圣主正面抗衡的“资本”,如此劣势下,已经不可能赢得关陇人的合作,关陇人只会落井下石,也就是做出第二个选择,先诱骗和逼迫杨玄感发动兵变,然后以此为“筹码”,与圣主讨价还价,关陇人“心满意足”了,大获其利,杨玄感的末日也就到了。
李密越想越是惶恐,他万万没想到形势突然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之前所有对兵变有利的举措,比如李风云劫掠通济渠,混乱豫州,以即将开始攻打东都,等等,现在都变成了“自杀”行为,都在把杨玄感和他的兵变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