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危机了,两京紧张了,大河南北贼势猖獗了,黎阳的杨玄感骑虎难下了,而此刻远在齐鲁东莱水师大营的左御卫将军、建昌公李子雄,这位享誉中土军政两界的大佬,也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即将被拘捕,而下旨拘捕他的正是远在辽东的圣主。
水师四位统帅,来护儿、周法尚、李子雄和崔君肃,分属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政治集团,而同为江左人的来护儿和周法尚各有利益重心所在,也谈不上一条心,所以圣主在下达这道圣旨的时候,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担心出意外,担心李子雄垂死挣扎,如果李子雄因此唆使齐王叛乱或者引发了水师的内乱,就与圣主的初衷背道而驰了,所以圣主又特意写了一份密诏给来护儿,说明抓捕李子雄的原因。
远征军渡过辽水已经一个多月了,正在猛攻辽东城,而且正是关键时刻,胜利在望,这时候突然抓捕李子雄,首要理由当然是确保水师内部的稳定,确保水师能在预定时间内渡海远征。但这个理由不够充分,来护儿难以说服水师其他统帅,而内部意见不一,便会埋下不可预测的隐患,所以圣主以隐晦之辞透露了他的真实意图。他担心齐王和李子雄联手破坏第二次东征,而目前齐王已经击败了齐鲁反贼,控制了大半个齐鲁地区,现在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已经具备了与李子雄联手影响甚至控制水师的实力,这是可以预见的会直接破坏二次东征的巨大隐患,所以必须毫不留情的予以铲除。
这显然是个“局”。去年底圣主迫于政治上的劣势,不得不向以齐王为首的政治势力做出妥协,让李子雄复出,并把李子雄父子一起安排在齐鲁地区,完全满足了齐王的要求。当时很多人没看懂,以为圣主向齐王“低头”了,现在真相大白了,圣主不是“低头”了,而是存了杀人之心,设了一个一劳永逸杀死李子雄的“局”。李子雄在军政两界实力强大,门生弟子遍布朝野,在两京和地区关陇根基深厚,圣主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很难杀死他,而这次圣主就抓住了机会,将计就计,把李子雄安排在了水师,试图借助江左人和水师这股庞大力量,借刀杀人,一击致命。
然而,李子雄终究不是一般权贵,他是中土军政两界的元老级人物,功勋赫赫,单以军界论,他的地位和威望就远远超过了来护儿和周法尚,至于崔君肃,除了门第高不可攀外,其他的都无法与李子雄相比,所以,李子雄若死在了他们三个人手上,问题就严重了。
这不是李子雄一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关系到了关陇、山东和江左三大贵族集团的核心利益问题。李子雄可以死在关陇人手上,但绝不能死在山东人和江左人手上,这是关陇人的政治底线,毕竟关陇人才是当今中土最为庞大的统治阶层,是掌握了中土最多权力和财富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关陇人任由自己的政敌诛杀了像李子雄这等德高望重功勋彪炳的关陇元老而无动于衷,抛弃了自己的政治底线,那么接下来就会有第二个李子雄,第三个李子雄,乃至整个关陇贵族集团都有可能烟消云散,所以此头不可开,此风不可长,此底线坚决不能破。
也就是说,圣主的理由还是不够,仅凭猜测、怀疑、莫须有等罪名就逮捕李子雄,显然没有说服力,而将来如果圣主杀了李子雄,关陇人当然不能找圣主报复,只能把一腔怒火发泄在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三个人身上,那么这三个人就太冤了。
事实上不论是李子雄本人,还是来护儿、周法尚和崔君肃,都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天,预测到了这张圣旨,预测到了双方都会因此陷入困境,都有生死族灭之忧,所以在三路反贼攻打齐郡期间,周法尚和崔君肃便想方设法“驱赶”李子雄,甚至不惜公然撕破脸“驱赶”李子雄,试图把未来的危机扼杀于萌芽之态,然而出乎周法尚和崔君肃的预料,李子雄竟然回来了,明知有性命之忧还舍身赴死,实在令人惊讶,更让人头痛。
他们不能不遵从圣主的诏令,但遵从了诏令,逮捕了李子雄,将来关陇人就会把李子雄惨遭诛杀的罪责归咎于他们三人,他们三人必然就要承受来自关陇贵族集团的疯狂报复,但他们三人实力有限,如果没有圣主的鼎力支持,肯定承受不了狂风暴雨般的政治“攻击”。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到了那一刻,圣主是牺牲他们,还是力挺他们？在这个关键问题没有明确答案之前,他们三人根本不敢拼死豪赌,毕竟他们也不是一个人,他们的生死存亡也牵扯到了许许多多人的切身利益。
来护儿秘密召来周法尚和崔君肃,把圣主的圣旨和圣主的密诏都摆在了案几上,任由周法尚和崔君肃仔细研读。
这事应该怎么办？诏令不能违背,人是肯定要抓的,只是抓完之后怎么办？李子雄就是个“烫手的山芋”,谁抓在手上都捞不到好,都必须考虑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圣主也是聪明人,也耍了心计,要借刀杀人,给他自己留一条退路,而给他自己留退路的原因很简单,关陇人的实力太强,正面对阵没必胜把握,于是就把他们三人推到了前面,说白了就是做牺牲品,至于是否当真牺牲他们,那要看局势的发展,要看运气好不好了。
圣主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