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弘升不敢激怒统帅部,但以他在军方的地位,又不能擅自向水师统帅来护儿和周法尚求援,那是越级、越权之举,不合法度,为军律所禁,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崔君肃求助。
中土崔氏有两家,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都是山东超级大豪门。在开皇末年的皇统之争中,清河崔氏是“太子党”,支持太子杨勇,而博陵崔氏支持秦王杨俊,但这两位皇子先后失败,崔氏两家也因此受累。汉王杨谅举兵叛乱,圣主为保住皇位,不得不向山东人妥协,崔氏两家遂得以复出。两家血脉相亲,但因为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始终存在矛盾和冲突,从崔氏上千年的历史来看,两家合作大于斗争,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从当今中土政局来说,关陇人和山东人的矛盾已经激化,冲突无处不在,为了最大程度的维护山东人的整体利益,崔氏两家必然是求同存异,通力合作。
崔弘升出自博陵崔氏,崔君肃出自清河崔氏,两人年纪相仿,私交也还不错,彼此政见相近,且对崔氏所面临的危机都有清醒认识。此次东征,崔弘升在陆路大军领兵,崔君肃在水师辅佐,看似崔氏在军方的力量颇为强大,但实际上两家心里都清楚,崔氏在军方的力量正急剧削弱,日益边缘化,若不能利用这次东征建功,崔氏极有可能被排挤出卫府统帅层。据此,崔弘升相信,就目前东征形势和平壤战局,以及水师的不利处境来说,崔君肃应该给自己以帮助,而来护儿和周法尚也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只要功过相抵,便能自我救赎。
崔君肃接到崔弘升的求助书信后,的确想尽力给崔弘升以帮助,但他和崔弘升一样,在卫府都属于过客,都是在战争期间临时跑来建功“镀金”的,与那些少时从军、戎马一生的老军相比,对军队了解得还不够全面,对军方“山头”、“派系”斗争和利益争夺的激烈性、残酷性还缺乏深刻认识,某些方面他们还局限于政治上的文斗,不知道军队内部“武斗”的真相实际上远比他们想像的更加血腥。
比如中土名将史万岁之死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老越国公杨素站在他的背后,悄无声息的一刀,一刀致命。当然了,这件事名义上是源自两人争功,实际上当时正是太子杨勇被废,时为晋王的圣主冲击储君宝座的关键时刻,偏偏镇戍代晋手握重兵的汉王杨谅也有心争夺皇统,而史万岁偏偏在那一年北伐突厥的战争中,辅佐汉王杨谅打了个大胜仗,而同样参战的晋王和杨素却寸功未建,结果史万岁非常不幸地陷进了皇统之争,事情随即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史万岁要与晋王争功,要阻碍晋王冲击储君宝座,这不是找死吗？结果可想而知,一代名将被先帝在朝堂上活活打死了,而先帝犹不解恨,罗织罪名永不平反,以此来杀鸡儆猴,为晋王问鼎储君铺路。
杨素是河洛贵族,史万岁是关中贵族,两人都是关陇名将,都是中土统一的功臣,在军中的威望都很高,还曾多次并肩作战携手杀敌,按道理两人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生死之情、袍泽之谊,但一旦粘上了政治,人就变了,变得冷酷无情、血腥残忍,杀袍泽就如杀狗一般。
在崔君肃看来,心最黑的应该是玩政治的人,但他轻视了卫府老军,玩政治的老军不但心黑,手段更是血腥。平壤一战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来护儿为了政治上的利益,直接屠杀了近四万水军将士,但来护儿可不是一个人承担恶名,他把周法尚和崔君肃都给拉上了,三个人一起背恶名。事已至此,背恶名也就背恶名吧,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事实就是如此,没办法,但打败仗背恶名终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若有机会自我救赎,当然要将功折罪了。
然而,当崔君肃找到周法尚,说起崔弘升求援一事,却被周法尚迎头泼了一盆冷水。
周法尚一口拒绝。
崔君肃抱着一丝幻想,转述了崔弘升对当前平壤战局的分析和推演,认定远征陆路大军在撤退过程中存在巨大风险,而萨水通道的安全直接决定了三十万远征将士的生死存亡,所以水师有责任也有义务给予救助。
周法尚冷笑,质问崔君肃,“两军对阵,你的经验比某的经验还丰富？平壤一战,水师听谁指挥,你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是支援黄台公（崔弘升）,还是挑起关陇人和江左人的厮杀？”
崔君肃张口结舌,尴尬不已。
以周法尚的军事谋略和战斗经验,他对当前平壤战局的分析和推演,当然要胜过崔弘升,当然知道萨水通道的重要性,但问题是,水师听谁的指挥？平壤一战,到底是军事为主,还是政治为主？这一仗到底是圣主和中枢主导,还是由军方掌控？
一目了然的事,以崔弘升和崔君肃的政治经验,当然心知肚明,所以周法尚有理由怀疑崔氏居心叵测,有理由怀疑山东人有意激化关陇人和江左人的矛盾,试图挑起两者之间的厮杀,以便渔翁得利,所以周法尚愤怒了。战局到了如此险恶地步,远征军都有全军覆没之危了,你山东人不想着如何力挽狂澜,反而乘火打劫,落井下石,是不是太无耻了？
看到崔君肃的尴尬神色,周法尚担心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