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支文德跑了。
宇文述大怒,质问于仲文,怀疑于仲文通风报信。
于仲文更是怒不可遏。他都说了,暂时不抓乙支文德,一边任由刘士龙与其谈判,一边等待圣主的回复,哪料宇文述对他的决策置若罔闻,说抓就抓,抓不到还怀疑是他故意放走了乙支文德。是可忍,孰不可忍,正好于仲文有心拖延渡河时间,遂借题发挥,借机与宇文述“撕破脸”,把矛盾公开化,然后上奏圣主和中枢,等待裁决。前线统帅部的决策层不能团结一致,后果可想而知,圣主和中枢当然会即刻拿出对策,不是打击于仲文就是遏制宇文述,总之结果都对于仲文有利。
刘士龙愤怒了。圣主瞒着他密诏于仲文和宇文述抓捕乙支文德,这本身就是对他的不信任,让他倍感羞辱。而乙支文德来了后,于仲文和宇文述竟然依旧瞒着他,任由他与乙支文德谈判,这不仅仅是对他的不信任了,而是蓄意挖坑,成心陷害。有这样明目张胆陷害同僚的吗？你们要置我于死地,可以光明正大的来,不要背后下黑手,如此下作之举,未免也太卑鄙,太无耻了。
刘士龙恼羞成怒,也不顾风度了,指着于仲文和宇文述的鼻子破口大骂,彻底“撕破脸”了。这不“撕破脸”也不行了,这才到鸭绿水,前线统帅部的矛盾就爆发了,如果仅仅是同僚之间的不信任也就算了,但现在严重了,互相陷害了,彼此都要置对方于死地,那等到了平壤城下还了得,岂不要拔刀相向、自相残杀啊？
前线统帅部三位决策层成员吵得不可开交,冲突激烈,当然惊动了其他统帅,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右候卫大将军卫文升、右翊卫将军薛世雄、右屯卫将军辛世雄、右御卫将军张瑾、右候卫将军赵孝才都匆忙赶来劝架。
于仲文、宇文述和刘士龙都是虏姓大权贵,而其他六位统帅都是汉姓大权贵,不论是江左人荆元恒、河洛人卫文升、河东人薛世雄,还是关陇本土贵族辛世雄、张瑾、赵孝才,与他们三位都不是“一路人”,在政界他们是政敌,在军界彼此各有山头,此番“劝架”的效果可想而知。
六位统帅异口同声,一致指责于仲文和刘士龙不应该与乙支文德谈判。圣主明确说过了,坚决不接受高句丽人的投降,坚决以武力摧毁高句丽,既然如此,你们为何还要违背圣主的意愿,违背中枢的决策,在没有征得圣主和中枢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高句丽人谈判？尤其于仲文,明明接到了圣主抓捕乙支文德的密令,却在关键时刻不抓人,甚至阻止宇文述抓人,为什么？你为何要违背圣主的密令？
于仲文成了众矢之的,按道理于仲文应该勃然大怒,但于仲文却高兴了,虚心接受统帅们的批评,而宇文述的脸色却阴沉了,他被于仲文和六位统帅“摆了一道”,虽然看上去六位统帅是站在宇文述这一边,但实际上这是六位统帅的围魏救赵之计,是在帮助于仲文摆脱现在的不利处境。
刘士龙一眼就看出了六位统帅的“手段”,当即心花怒放,好,太好了,马上十万火急奏报圣主和中枢。
可以预见,圣主和中枢迫于当前统帅部的现状,不得不压制于仲文,削弱于仲文的兵权,相应的提高宇文述在前线决策层中的地位,否则前线指挥权有可能失控,远征军会陷入危险处境,根本就无法依照圣主和中枢的意愿展开攻击。如此一来,于仲文就摆脱了“替罪羊”的尴尬位置,由前线总指挥降为前线第一副帅,而宇文述不得不承担起此次远程攻击平壤的重任,权力是大了,掣肘也多了,反而没有“第一副帅”这个位置发挥的作用大。
刘士龙以最快速度草拟了奏章,然后要求统帅们依次签名。虽然他的官职是抚慰使,但实际上就是监军,有纠察弹劾之权,统帅们谁也不愿得罪他,也就顺着他的意思,满足一下他的报复心理。这时候大家才发现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没有来。
出发前,一直低调的崔弘升出人意料的主动请缨,愿为选锋军。选锋军不但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还要探查敌情,扫清阻碍,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于得好理所当然,于得不好罪责很大,尤其千里跃进、孤军深入的时候,选锋军最容易陷入敌人的包围,危险性非常大,所以一般统帅都不愿于。崔弘升主动请缨,正好帮助统帅部解决了这一麻烦,所以于仲文、宇文述很高兴,对崔弘升提出来的诸多要求,无条件的给予满足。
崔弘升考虑到鸭绿水和萨水都是大河,河面阔广,架桥困难,但这两条河的畅通无阻,不但直接关系到了远征军能否顺利实现此次远程攻击的意图,还关系到了大军的生死存亡,所以崔弘升向统帅部要求,在配备足够的架设桥梁所需的材料和设备之前,尚需向圣主和中枢提出申请,给选锋军配备更多的技术高超的工匠和有着丰富架桥经验的身强体壮的民夫。圣主和中枢满足了崔弘升的要求,不但给了大量的工匠和民夫,甚至还从工部调了一些相关专业的官员,以保障远征军的需要。
现在崔弘升正指挥选锋军在鸭绿水上架设浮桥,但雨季来临,河水暴涨,架桥的困难非常大,他没有赶来“劝架”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