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藩体系实在麻烦，占一块地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宗主国去占宗藩的地，总与天朝体制不合，这事儿估计又要够朝堂上吵一段时间。
这无关迂腐不迂腐，而是天朝体制之下的三观就是如此，对与错需要一个评价体系，哪怕杀人也会因为不同的评价体系而产生不一样的评判。
天朝在藩属国要一块地，甚至可能将来要驻军、要通商，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葡萄牙占着澳门，一直可以自圆其说，总还算保留了天朝的颜面。那是赏。
朝鲜这边就要麻烦的多。
之前为了防止激怒日本，或者被日本提防，刘钰一直没有在朝鲜搞事情。
日本锁国，一共两个搜集情报的地方。
一处是长崎，另一处就是对朝的对马。朝鲜也一直和日本保持沟通。
朝鲜整体上还算是比较聪明。最起码在战马之类的军用品上，对日本封锁的很严，不会因为利益什么都敢卖。这种聪明，使得如果天朝在朝鲜有太大的动作，朝鲜也可能会去通知日本。
这一点实在说不准。
现在国库要往海军投钱，刘钰的步子就可以迈的稍微大一点。
幕府体制反应很慢，就算是在朝鲜有了什么动作引起了日本的提防，也得两三年后了。
等到彻底反应过来，要把刘钰的贸易信牌都禁掉，招惹的也将是整个江浙地区的海商集团。
不说捐几艘船支持开战，最起码的运粮送兵肯定是全力以赴。
利益绑架的人越多，战争发动之后也就越有力量。以往的战争，大部分人并没有得到短期利益，但这一次会和很多人的短期利益息息相关。
只要能逼日本开国，实际上就是顺便把朝鲜问题解决了。
因为没有满清的迁界禁海，使得朝鲜没有机会在五十年前大量对日贸易，所以朝鲜国也没有足够的重金属储备。也就无法铸钱。
朝鲜现在还在到底用不用“钱”的问题上摇摆，伴随着大顺云南铜矿的开采，大顺已经有能力实现让朝鲜用中国钱了。
经济控制，就是一种新型的宗藩关系。
占领是赔本的，因为朝鲜啥也没有。
大顺现在急需的，是棉花产地和倾销地。对外倾销，才能保证轻一点冲击小农经济，皇帝不至于惊慌保守，在其反应过来之前还能走远一点。
前者，朝鲜和日本都不行。西域气候上行，但是运不出来，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下南洋去印度。
英国有美洲的棉田，大顺的耕地太紧张，地旷人稀有出海口的东北，又种不了棉花。
中原真要是大规模种棉花要出大事的，唯一能解决的方向就是印度做棉产区、日本和朝鲜做倾销地缓解手工业革命对内部的冲击。
故而日本很重要，朝鲜也很重要。
这种事最关键的是，是朝中的大儒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支持新型宗藩关系”的大义，或者解读经书的方向。
义利之辨，不止在人，也在于国与国的关系上。
这个方向，刘钰自己心里有数，知道掺和也没用。水平不够，说不过别人的，只能指望把经济基础打好，自有大儒出来解经释经。
好在这时候刘钰说的比较委婉，没有把野心昭然若揭，而是说借用朝鲜的两块地作为移民的中转站。
他作为鲸海节度使，这件事也是分内之事，算不得越权干政。
再者又没说现在就要逼着朝鲜开国，只是借块地避避风，朝堂中暂时的反对声并不是很大。
询问清楚了节度鲸海的权责和要求之后，这一场廷议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大方向上定了，细节方面各有制度再论再议。
朝廷每年会投一百二十万两白银在海军上，这两年先开始兴建军校在京城和西北大军中开始军改，一年之内会派人去一趟朝鲜商定“租借土地”的问题。
当廷议结束后，皇帝又召见了刘钰。
“爱卿此番立功受封，爵府的事也该考虑一下了。本想着就在威海为你兴建伯爵府，可是想着爱卿有才有能，日后再立新功，说不得还要在朝中为朕分忧，这伯府就选在京城吧。”
皇帝说的挺委婉的，刘钰听的挺明白的。
在威海兴建伯爵府，那不是说要让刘钰永镇海军？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在京城兴建伯爵府，等同于告诉刘钰，在过几年你就要回京城了。勋贵始终是勋贵，国朝只有一个禅位的高氏受封云贵永镇，像是刘钰这种有些本事的勋贵，终究是不能始终在外镇守的。
提及伯爵府，刘钰也做了番姿态。
“陛下，臣以为现在国朝正是用钱之际。这伯爵府的规格，还请万万不要奢华。有这钱，不如多造两艘战舰。”
“臣也不是那种沽名钓誉之徒，也非是要装作清廉节俭之辈。臣也明白，封爵府邸，那是彰显等级制度，君君臣臣，等级分明。庭院楼阁、格局大门，这个不能省，但是内部的装饰能省则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