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打赢,并非是单纯的东北战事,而是东北、西北一系列的战事。
也就是整个北疆战事。
整个北疆的战事就是一体的:准噶尔的崛起导致了喀尔喀蒙古的担忧、沙俄东扩导致喀尔喀考虑投俄还是投顺、大顺必须要打败沙俄证明给蒙古人看这才是真正的大腿,然后才能西进帮助喀尔喀蒙古毁灭违背的《喀尔喀——瓦剌法典》的背叛者准噶尔,此平叛也。
当皇帝当到这个年代,早就没有了什么长生不老药的幻想,更别提万世不易的王朝。
李淦所想的,只是自己将来在史书上留的名字。
要做的事太多,要考虑的也太多。
东北罗刹、西北准噶尔一战打完,少说要准备三五个侯爵、七八个伯爵、十几个子爵……这还是往少了说。
毕竟立功要受赏,这场连绵不绝的大战总不能舍得封爵。
考虑到要封爵,李淦就必须要提前布局。
原本的老勋贵、文臣之间的平衡,会被这一战彻底打破。
另一个崭新的、足以打破平衡的力量将要出现,那就是这一战中将要新封的一堆新贵爵号。
这些新爵,大部分肯定不是老勋贵子弟。
而是这些年在西北、西南逐渐崭露头角的年轻人。
皇帝分得清什么是勋贵,什么是武将,什么是新贵,什么是旧贵。
以前明为例,戚继光起步就是四品的指挥佥事,世袭的。
但在皇帝眼中,那不叫勋贵。
前朝土木堡后,石亨、焦礼、施聚等边将,真正封爵,完成了从世袭武将到勋臣最难的一步后,这些武将才能叫勋臣,是为新贵。
到时候如何处理朝中的平衡;如何在新贵旧贵之间选择掌军之人;如何利用旧贵、新贵、文臣之间来唱对台戏,这才是李淦要考虑的问题。
前朝的经验太多,前朝之前的前朝也有很多以史为鉴的例子。
李淦读了太多,大致品出了一些道理。
旧贵与国同休,忠诚基本没有问题,不会闲着没事干造反。一旦造反,不用别人,圈子里的人就会反对,而且造反成本太高。
旧贵可能会在封太子的时候出问题,往往牵扯到下一辈的站队。如果有太强的,到时候就要除掉。
然而,旧贵们起步就是勋卫,外放就是一方大将,没在基层锻炼过。
靠他们打仗,很可能打出一场土木堡。
靠他们操练京营,更是笑话百出。
毕竟,人和人的差距不大,只是个几率问题。
一个封闭的圈子里靠投胎的人才数量和能力,终究比不过尸山血海中挑选出来的,更比不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新贵倒也是与国同休,但需要完成一个从边将到勋贵的转型——不只是官职品级,而是思维方式、与皇权的妥协艺术、以及下一辈开始在皇帝身边当勋卫的熟悉感。
新贵不太可能封公爵,如果皇位传承出现了空子,这些封了伯爵子爵的勋贵,为什么不搏一搏、再立新功呢?
和旧贵不同,这些新贵是真的能打,否则也不可能脱颖而出。
调派他们入京,固然会打破平衡,可也确实能够把京营操练出来。
这就很难取舍。
京营是压制地方的,需要很强。
但京营如果被新贵掌握,皇帝又不放心,越强越不放心。
老勋贵皇帝倒是放心,但是老勋贵能把京营训成笑话,又压不住边将。
老勋臣一系的,自小就是勋卫,和皇帝算是一起长大。最起码有那么点亲近的感情,也便于掌握和操控,时间长了大约能够知道彼此的性子。
新勋臣是纯靠战功打出来的,和皇帝很疏远,军中威信又高。
就怕万一有那么点心思,不是说谋反,而是皇子站队这都是大问题。
到时候就免不得要走文臣、宦官、武将三者互相制衡的老路。
然而前朝的教训告诉李淦,这条路也走不通,走到后期会被人打出屎来。
而纯靠文官掌军、以文御武……且不说旧贵们的反对,军队的战斗力等等问题。
到时候单单一个文官一家独大,也是难以掌控,远不如皇帝玩离岸平衡好操控。
总体考量之后,李淦从老勋臣的年轻一辈中着重培养了几个。
是骡子是马牵出去溜溜,希望这些年轻一辈中能够几个能打的。
还是靠老勋贵主持京营更放心,战斗力是排在忠诚和皇位后面的。
那些新贵最好就不要掺和到京城中的事,等百年之后新贵混成了旧贵,再逐渐入京。
不然新贵入京,皇帝必定会选择文官和宦官去分权,否则寝食难安,而前朝教训又让李淦并不想这么干。
可这些老勋贵中的年轻一辈出去历练,也有问题。
老勋贵们执掌京营久矣,在军中不说威信吧,最起码的关系人脉那是盘根错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