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
再一次从噩梦中惊醒，浑身汗水，睁开恐惧氤氲的双眼，迅速望了望四周。
我在火车上。
对面趴着鼾声起伏的是我的母亲。
窗外，是夜色中，刷刷后退的漆黑山峦树影。
我赶紧从衣兜里掏出这么些年一直陪着我的一角硬币，在手心里紧紧握住它。
我攥着它，默念道：子君，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我和母亲坐了一夜的绿皮儿车，听列车员播报偃师到了，洛阳似乎也不远了。
是的，是我去大学报道的日子。对面趴着释放疲劳的，是帮我连夜收拾行李、一路风尘仆仆、却一起生活的时间并不长的，我的亲生母亲。
为了在洛阳不再花冤枉钱，我们从村里凑了足够多的行李：四季换洗的旧衣服、初中语文老师送的条纹被单、外婆去世时留下的被褥、高中一直在用的搪瓷碗和陪伴了我好几个年头的勺子，诸如此类。
还有高中这几年积攒下来的厚厚的书。
还有最值钱的，捂在母亲那最里层内裤兜儿里的一沓学费。
带着这些行囊上路，我们母女用尽了各种姿态：扛、提、拖、拉、拽，这一路我们心惊胆战，从村里搭坐牛车赶往乡里，乡里趁拉沙的斗车去镇里，从镇里花钱买票去坐汽车赶往县里，从县里坐班车赶往市中心火车站。
我们不睡、不吃，四处趁水接水，连求带问，撑了整整一天一夜，最终成功排队检票坐上了开往西北的绿皮儿车。
我俩耗尽最后残余的力气，摆放好行李货架。屁股一沾着座位，就不愿再起身，但终抗不过饥饿在腹部撕扯，我起身掏出捡来的矿泉水瓶子，去接厕所水龙头里的冷水，从被撑出裂缝的书包里掏出两个压变了形状的火烧，递给母亲，开始默默咀嚼。
让食物和着水，顺着喉管导入，去填塞因空洞而发疼的胃。
毕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更远的门。
我上学一直都很争气，品学兼优远不够，一直是第一名。
只有一直不变的第一，才会让父母觉得他们世代贫农，竟然能生下个上学的材料。
只有把第二名远远地抛下，才会被学校的老师们记住，才能又机会不会让贫困轻易掐断我奢侈的念书机会。
还有，也只有拼命学习，才能让我忘掉那个深埋在我13岁记忆深处的脓包毒瘤，让我有活下去勇气。
我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都是班级第一年级第一，从无例外，却在终点出了个最大的例外。
为了高考能上户口，我曾经被要求离开外婆，被接回到远在二十里外的第二个家。
这个家在世俗人伦的眼里才是我的本家。
与仅有外婆和我的那个两口之家不同的是：吃饭的嘴变多了，有了所谓的父亲母亲，还增加了每天必有一架大打出手的姐姐和弟弟。
唯一不变的是：依旧穿大人改过的带有补丁的衣服，不变的是：饥饿和贫穷，不变的是：上学的山路依旧崎岖不平。
第二个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最北头有个姓谢的孤鳏老头，整日神神叨叨，张口就是一阵没有板儿伴奏的天津快板。
曾经无数次，他只要看到我，就会怪笑，自带旋律，说唱就唱：老刘家呀烧了高香，他家黑妞呀可真棒，从小没奶水可尝，生的赛凤仙儿般漂亮，年年第一挂红榜，清华大学能考上。
虽然看似在村里夸我，但我打心里抵触他。
远远看到他，还不待听到他的怪唱声，我就会提前掉头绕道儿，去走村外一条包围村庄的泥泞的田埂小道。虽然那条路会路过村里屠户家门口，会遇见那条狂吠不止、连麻绳都挣不脱的、被栓牢在一颗桃树下的脏兮兮的看桃黄狗，它无比忠诚地死守着他家门口独有的一棵桃树上零星的几颗桃子。
谢老头口中的黑妞儿，在那个年代，不是讲女孩儿肤色黑。
而是由于我们这些女孩儿是计划生育之外偷生的，所谓的黑户。
所谓黑妞，是生下来就见不得天日的。
记忆中的童年，是每当外婆村里有书记、支书、队长等大人物要进村考察时，我就会被姥姥塞到床肚底下，被要求不准出声。
在那原本漆黑的床底下，我竟然能夜视，我能看见黢黑的小动物，看见蜘蛛从头顶的床梁掉下，慢慢地攀着丝，钻进我的脖子里。
看见蜈蚣在地面上爬，爬过我的手掌面，然后不知去向。
我不敢出声，紧咬着嘴唇，恐惧着，哆嗦着，任由它们在我的幼小的身体上钻来爬去，爬进我的身体、钻进我的灵魂，让灵魂越来越怯懦，越来越怕死，越来越渴望能活着…
当年我被生下来时，外婆没让父母把我掐死，毅然决然地把我抱走，近七十岁高龄，她亲自养活我。我能活着，就要好好听外婆的话，就要好好地活。
继续说在第二个家的日子。那正是高考住校的日子，还好，能住校，我回村子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