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氏终是逃不过冤魂的索命，早早的离逝了，就算是李世民这个薄情寡义的男人也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 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结果天下人都忘记了，史书也没有记下，太宗成为了天下第一帝。 贞观史臣确实曾经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对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对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饰；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许多关键性细节加以改动和增删。有的人说长孙氏并没有参与玄武门之变，可却被李世民写了进去，他想要告诉世人什么。 是自己的老婆撺掇着他才发动了此政变，还是想要告诉别人长孙氏不过是个虚有其表的女人，或者是想要让长孙氏一辈子不安。如果，真如现在的愚蠢的记者所说李世民深爱着自己的长孙氏，他明知做这样没有道德沦常的事她内心一定会过意不去的，她真要是宠妻的话，她就不能让自己老婆做如此没有底线的事。 也许，想想李世民对史书进行了多少的篡改，凡是重大的历史细节都被其动过手脚，所以像“杨文干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谋”、“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系列事件都被他改得面目全非了，一切历史重大事件都变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学者的广泛争议，甚至屡屡被指斥为杜撰和造假。 表面上他是一个英明神武，睿智过人的皇帝，可是实际上却是一个自私自利，承诺算计的小人，为了给自己留一个好名声，肆意的勾结史官篡改历史，这样的人怎能被称为千古一帝。李世民需要告诉自己和世人，他诛杀建成、元吉的行为并不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杀戮，而是一种锄奸惩恶、济世安民的义举！ 夫妻二个骗得了天下人，却骗不了自己，他们这一生都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他们的良心会不安吗？有良心的人自然会感到不安，可是没有良心的人却永远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进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讳地、大张旗鼓地将这段历史昭示天下。他才能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获得一种道德解脱。 长孙氏为了大唐却也是心力交瘁起来，她不得不付出自己全部的精神，组建唐门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唐需要有自己的力量，它就像是一个新生的婴儿一般，需要有一个人来照顾它，保护它，并让它茁壮成长。这并非是没有意义的事，相反这事对于大唐的发展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长孙氏要创建一个新的唐门。一个以暗杀为主的杀手组织，这里专营暗器、尤其以毒药为主，最初长孙氏也没有想过要创立唐门的。 长孙家族本是为隋朝卖命的一个杀手组织，他们家以前的工作主要以监视为主，而李渊也是他们家监视的对象。本来他与李家也没有什么交集的，也许是李渊发现了自己正被长孙家监视，虽然这些都是背地里之事，不能摆在明面上。李渊发现自己的生命一直就掌握在别人的手里，不仅是他还有他的家人都并不受自己掌控。一想到这里李渊就头皮发麻，感觉到了这个世界深深的恶意，他深知如果自己要是坐以待毙的话，自己只能是死咱一条。 大业九年（613年）春，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时，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草。同年农历六月，杨玄感利用民愤举兵反隋，李渊奉隋炀帝之命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县），兼知关右诸军事。 在此期间，李渊广交天下豪杰，遭到隋炀帝的猜疑。恰好有诏书命李渊去隋炀帝巡行所到之地，李渊因病没有去。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在后宫，隋炀帝问王氏：“你的舅舅怎么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了，隋炀帝又问：“病的要死了吗？” 李渊知道以后日益恐惧，从那以后他便知深知自己已经已被隋炀帝给盯上了，并不被皇帝信任。因此无节制地饮酒、收受贿络、甚至自甘堕落去逛红楼，自污以自保。 李渊的低调做人，却也给了李家积攒实力的机会，如果不是因为李渊一再的隐忍，这才是给了他图谋天下的机会。大业十三年（617年），天下起兵反隋的队伍蜂拥而起，隋炀帝所在的江都（今江苏扬州）被孤立了，而悄悄做事的李渊也在起兵的行列。如果他不是想要起后，他不会不断的收编军队。 大业十一年（615年），李渊调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到达龙门时，遇上了母端儿农民起义，李渊领兵击败了起义军，收编万余人，实力大增。又击绛州贼柴保昌，降其众数万。试想看，如果李渊没有反的心思，他会明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