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柳絮飞落，杜鹃夜啼，正是杨花落尽子规啼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花开，绚丽多姿。
已经到了谷雨的时节，民间开始春耕，关内百姓都忙于田间的耕作、种田了。
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农耕问题，毕竟关乎国运和稳定，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就会天下大乱，只有粮食充裕，丰衣足食，天下才能太平。
任何一个王朝灭亡，排除了那种短小王朝被外戚篡权外，其它都是因为朝廷昏聩，积重难返，土地兼并严重，百姓闹饥荒发动大规模起义，然后被地方军阀、门阀利用，推波助澜，最后改朝换代。
这也是为何古代强调的士农工商，把农业放在第二位，确实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与存亡。
罗昭云虽然来自后世的二十一世纪，明白工业和商业的作用巨大，但那是在物质充裕，有粮食吃，不会被饿死的情况，才能促使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如果连饭都吃不上，饿死枕藉时候，谈商业发展就是一个大笑话。
社会发展是一步步的，必须由高产的粮食做为基础，隋代时期气候由东汉未年的小冰期后走出，气候急速回暖，这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原而言，等于国力大升，隋文帝又是勤政皇帝，励精图治，为统一战争做了储备。
不过，隋代朝廷的仓禀虽然看似充裕，但老百姓的口粮却少得可怜。读过历史的人可能觉得，这不准确，因为有史料记载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却给国库留下了足以用数十年的粮食财物，以至于五十多年以后的贞观十几年还没用完，这是马周给唐太宗汇报时候说的。
这里面所指国库粮食充盈，其实都来自民间的赋税，用粮食替代税收，之所以储备那么多，还在于隋文帝的征收粮食过于厉害，虽然历史记载他推行的轻徭薄赋，但其实他在度量衡上下了手段，在《隋书律历》上有一条很强大的记载：“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
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开皇年间是以古代度量衡三升当一升，一直到大业年间杨广才恢复古代度量衡。虽然律法上规定了赋税额度，字面上并不比魏晋时候赋税很高，但是，收税用的工具度量衡却来了个三变一，却无形中粮食、物资等缴税却是三倍的量。
此外，隋朝还推荐义仓，在《隋书》里有记载：“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罹水旱，百姓不给，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已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名曰义仓。”
户部尚书长孙平在开皇三年针对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提出的一项应对策略，就是说，让老百姓每户每年秋天拿出一石以下的粮食，储存在街道办事处的仓库里，等到闹了自然灾害拿出来救急，开皇五年，杨坚下令执行这项政策。
赋税三变一，加上义仓制度，使得百姓手里的口粮少之又少，粮食都被高度集中在朝廷国库和地方仓库，但是真到了灾荒之年，朝廷根本就没有下令放粮，百姓交上去的义仓也不退回了，开皇十五年，隋文帝甚至直接下令，义仓制度直接成为二道税了，成为必须上交的税种。
隋朝国祚时间不长，但是这三十多年中，各地灾荒的次数累加到上百次，旱灾、虫灾、洪灾、鼠疫等等，导致地方耕作荒废，流民避难，饿死不少人。隋炀帝后来三征辽东，不管各地的灾情，无事百姓死活，这也是天下大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罗昭云也是在跟户部尚书、侍郎，政事堂的参知政事等不断研究朝廷政事，逐渐明白过来的，尤其是古代的生产力低下，物产不丰富，一亩地只能产粟米几石的产量，可不像后世翻十倍的量。
所以，农耕才凸显十分重要，不能随意荒废，如果放全放开商业，那些商人都知道一亩地，种桑、种棉比种粮食赚得多，可是那些东西不能吃，如果朝廷不加以控制和约束，很可能商贾大会，不把田产用来种粮，到时候市面上粮食少了，就会米价上涨，饿死的人就会增多，朝廷恐怕也要被推翻了。
“祭祀上苍，庇佑大华百姓，又是一个丰收年！”
罗昭云在郊外组织了一次祭祀上苍活动，表示重视春耕，为民祈福，使得百姓安心不少，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关内皆知陛下亲自祭祀上苍，祈求丰收的愿景，农夫们都满脸笑容，觉得自己的身份被认可、被重视，耕作起来自然有干劲了。
长孙无忌跟在罗昭云身侧，拱手道：“陛下关心民情，实乃圣君之举也。”
罗昭云摇头叹道：“朝廷是舟，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任何与百姓有关的事，都不是小事！”
周围的一些三省六部长官、侍郎们，闻言都频频点头，觉得陛下能看得如此透彻，实在难能可贵，有圣君之胸襟和仁厚了。
“因战乱导致的流民，各地刺史、知州们，是否有安排妥当，有没有统计出来，这一冬过去，究竟冻死、饿死了多少人？”罗昭云问起了具体流民事情，各地因为战乱，耕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带动口粮有限，甚至被盗匪、军匪们抢掠一空，寒冬来临，能否熬过多少都不好说。
“臣，已经让各地统计，很快就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