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明初时，言官虽然言路无忌，但其对皇权的制约，并不明显。
除了少数言官敢对朱元璋本人放炮以外，其他多数时候，言官都和皇帝穿一条裤子，一唱一和，让无数位高权重的大臣，因为各种污点被查出，从而身败名裂。
说实话，言官都是读书人出身，在封建时代里，他们确实比一般人有有比较稳定的价值观，有明确的是非判断标准，在明初到中叶很长一段时间里，发挥了积极作用。
许多言官都是通过上书言事，让朝廷和天下人知道自己的文韬武略，后来成长为一代名臣。
榜样的力量无穷大，到了明朝中叶，言官的耿直勇敢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甚至不惜一死以获直名。
皇帝的廷杖，算计，威逼，利诱对许多言官失去了威慑力，言官逐渐成为约束皇权的一股强大力量。
嘉靖时因为大礼仪发生的左顺门血案，万历时的国本之争，言官都是其中主要力量，他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对皇帝非暴力不合作，数年如一日，把绝顶聪明的嘉靖帝和万历帝，弄的狼狈不堪。
导致嘉靖帝和万历帝，后期都只能选择在他们唯一能掌控的皇城深宫里躲着，与前朝文官采取不见面不上朝，于深宫之中，掌控调度天下。
当然，这也不是说他们就对付不了言官了，他们当然有，只是用了也相当于白用。
整治言官唯一的方式，就是给作对上书言事的言官调动官职，将其从言路上调出。
不是言官的话，再敢乱说乱道，收拾你就容易了。
然而，一个言官被收拾，下面立马就会又有一个言官被任命，有可能比上一个还要“耿直”，这就造成皇帝任命调动言官两难的局面。
有人会异想天开的认为，直接调不会和皇帝作对的亲信文官去言路就行，可是，谁能保证对方到了言路上，还会继续不和皇帝作对？
言官的天职就是和皇帝作对，纠正皇帝错误的，谁到这个位置，敢不和皇帝作对，一昧讨好皇帝的话，其他文官同僚也都不会容忍你在这个位置待太久的。
当然，这也不是说言官不好，毕竟言官对皇权的约束，让皇权少了很多任性，令皇帝甚至其他达官贵人，不敢任意胡来。
只是，言官有好处，但言官政治发展到后期，自然也有害处。
言官成为大明一大害，却是始于党争。
可以说，党争害了大明，而言官，就在此充当了主要角色。
当初，顾宪成等人打着高尚的口号，笼络文人士大夫，议论朝政，并逐渐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东林党。
而其他与东林党格格不入的官员，为了对抗东林党，也纷纷结为楚党，浙党、齐党等……
这一时期，无论是言官，还是非言官，都在政治上站队。
张璟在后世的时候，听过这么一个论点——一个人入了一个群体，智商会被群体拉低，良知会被群体泯灭。
若是将这个论点放到明末各党中，确实可以证明一些东西的。
那些明朝党争中的一班人等，准确诠释了这个论点。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个体无不泯灭良知，罔顾事实，动辄向对方发起各种人身攻击。
即使明知道错的，他们也依旧坚持，只是因为他们的党派群体，而明朝文官集团从此陷入到无休无止的口水战中，言官也就成为了这些口水战的主要角色。
这便是明末黑暗的党争中，也许在党争出现之前，耿直的言官，曾是封建皇权专制黑暗中的一股清流。
但是，当他们加入了党争，为政治而争，为了争而争时，再清流的言官，也将被污染。
张璟明白，若是想改变明末的政局，党争是改变不了的，毕竟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山头主义，而党争在政治上，根本避免不了，除非那些政党，不要任何权利，只是，这可能吗？
不过，党争的话，张璟改变不了，但是将这党争的形式改变，比如让大明的党争不再是以往的口水战，变成实干党争，那也比这些官员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只会在朝堂上打口水仗强！
而要改变形式，张璟看来，那就要限制言官的权利了。
明末党争之所以言官作为主要角色，那就是因为言者无罪，他们上书弹劾政敌，没有任何后果，所以才敢用各种莫须有，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的东西来弹劾，一切只为打击政敌而已。
所以，若有可能，日后将言官的“言者无罪”加以限制，让他们“有罪”，那就很必须了。
比如，要弹劾某人，不可以风闻就奏，你要弹劾，必须要举出具体证据，没有证据，不得弹劾，无证据弹劾官员，那就算你诽谤，同样治罪。
张璟相信，有这种负责的后果，明末各党还想靠言官党争谋利，那就得看那些言官有没有胆子去面对罪责吧？！
说实话，张璟从来不认为普通的言官上书有错，毕竟，只要不是像东林党人为了弹劾政敌而弹劾，为了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