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医院还是无法确诊我是什么疾病，除隔一两天早晨就来抽一次血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仍然血尿，髋关节较以前更加疼痛。医生说只好再做C丅了，可C丅做出来仍然模糊不清，曾医生说市立医院这些设备相对比较陈旧，建议去部队医院照CT，不过费用要一千多。
父亲说钱没问题，一千多算什么。不知是父亲吹牛皮的习惯所致，还是为了宽慰我的心，或者他确实这一两年赚钱了，手头比较宽裕。
医院终于通知我们去部队医院检查。父亲于一个早晨带着我来到部队医院。在照CT之前要打一针增强剂，我怀着恐惧的心情，因为我觉得一个外来的不明液体注入体内很让人恐惧，我的心突突猛跳着。不过，打了针后并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照CT也很快。
检查医生说：＂这市立医院医生怎么搞的，这不明摆着是结核吗？怎么一直怀疑是肿瘤呢？＂这句话让我们父子俩一下轻松起来，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仍然是很严重的病，但与癌症比起来似乎要轻得多，对于结核，我们的印象是完全可以治愈，所以我的幸福感一下就来了。
谢过医生回到病房，将好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也很高兴，我想着第二天柳英来的时候告诉她，她一定很高兴的，心里就更加高兴起来。
第二天，我将检查结果告诉了柳英，并说医生一致认为这病已经完全可以治愈了，不象解放前这种病还是不治之症呢，林主任和曾医生也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得过结核，而现在都完全好了。柳英一听果然喜上眉梢，之前的愁容一扫而光。
从这天开始，我遵医生意见，尽量多吃高蛋白高营养的食物，鸡鸭鱼肉还有胎盘，一个月内我总计吃了三个胎盘。
医生开出抗结核注射液和药物，链霉素、乙胺丁醇、异胭肼等，吃这些药很伤肝，而且整天大脑晕乎乎的。这些药吃了半个月后，髋关节不痛了，尿急尿频尿痛的症状大大缓解，已经可以不用尿袋了，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但柳英却几次问我这个病能否治好，我每次都说这种病已经成为常见的完全可以治愈的疾病，不用担心。一天，柳英又愁容满面，她说：＂我很担心你的肾是不是真的能治好？＂
＂怎么还问这个问题呢？＂我有点不耐烦了。
＂昨天我姑姑又遇到了那个林主任，他还对我姑姑说，你侄女为什么要找这样情况的男孩子呢？＂
＂这个林主任怎么这样说话呢，他说他年轻时也得过结核的。＂我心里有点怨这个林主任。
＂他得的是肺结核，和肾结核不一样的。＂柳英轻声说。
＂不一样？怎么会呢？＂我很不解地问。
＂那个林主任好像还说你那个肾必须切除。＂
＂要切除，为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个林主任没说具体原因。＂
＂切除，我绝对不干，一个男人肾怎么能切除？别人保守治疗都能好，我为什么就不能呢？＂我心里坚持这么认为。
但形势容不得我乐观，泌尿科和林主任认为，由于左肾已经大部分坏死几无功能，我抗结核治疗一个月后应行肾切除术，否则今后还可能大出血，危及生命。
母亲就这问题请教曾医生，曾医生认为保守治疗应该可行。这让我进一步增强了保守治疗的信心，我表示坚决不同意行肾切除术。
一个月后，进行复查，泌尿科和林主任仍然坚持前面的意见，但我坚决不同意。最后医生建议父母带我到省部队总院去看看，也许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法。父母和我都同意了。
母亲由于还要上课，不能长期请假，就先回南武了。父亲担心自己一个人吃不消，经熟人介绍，在庆顺市农村顾了一个保姆一起跟去帮忙，这个保姆长得五大三粗地，看上去身体很强壮。
上火车的那天上午，站台上很多人。柳英陪着我们来到火车站，她一个人硬是抢着拿一个大包，当然保姆拿的东西最多，她手上提一个包，背上还背一床小被子，以备我感觉凉时盖。火车到站的时候，人群开始往车边急，她被涌动的人群感染，也跟着紧张起来，也开始着急地往人群里冲，她好像很担心我们错过这趟火车。
6月的初夏虽然天气不算很热，但由于车厢里人太多，人挤人，我虽然空着手，没走多远，脚就一直发抖，人也闷得快要晕过去似的，我觉得这段距离好长好长。
我们终于挤到了补卧铺票的车厢，柳英放下东西告别下了车，到站台上她又转身向我挥挥手，火车就缓缓启动了，柳英慢慢消失在人群里，我脑海里仍然是她急火车的身影，我心存感激，想着还不知什么时候再见面，鼻子就酸酸的。
＂麻烦给我们补张卧铺车票。＂父亲笑哈哈地说，我注意到父亲满脸是汗。
＂你们几个人？＂乘务员冷冰冰地说。
＂三个人。＂父亲还是笑哈哈地。
＂三个人要补三张卧铺票，不然补一张就只能一个人去卧铺。＂
＂做做好事，做做好事，这是我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