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皇帝授予翰林院编撰，尽管在翰林院收到了冷落，被发配去昭文馆管理整理图书资料，可对于赵悦来说，正好可以让他暂时避开朝廷上对他的责难，收起锋芒，养精蓄锐。
于是，赵悦去了翰林院报道后，就开始了朝九晚五的大周朝的公务员生涯。
大周朝的公务员，要说起来还是非常幸福的。大周朝推行的是高薪养廉，官员的俸禄都不低，何况赵悦还是在翰林院任职，尽管品级不算高，可翰林院就相当于后世国务院办公厅一样的清贵衙门，是皇帝的秘书官一样的存在，这待遇自然不低。
就是赵悦这个六品翰林编撰，一月的俸禄一百贯。逢节日还有各种补贴，零零散散，一个月加起来，俸禄至少在一百五十贯左右。一百五十贯，换算下来就是十五万钱。这笔俸禄，如果只是赵悦和赵家几个女人，足够赵悦一家在汴京城过小康生活了。
不过大周朝的官宦人家，一人当官，很多人都要寄生在旗下生活。说是高薪养廉，其实大多数情况是养不起的。就是赵家现在养着的仆人都不少，一大帮人跟着赵家一起过活，每个月的开销都不小。所以别看赵悦这笔俸禄很丰厚了，可这笔俸禄，对整个赵家来说，还是非常紧张的。
这种形象，在大周朝都是普遍存在的。这也导致了大周朝的官宦家族，大多数都有经营其他的产业来贴补家用。要么经商、要么经营田产等等。这也是大周朝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原因之一。
在翰林院上班，还是非常轻松的。何况赵悦现在被翰林院的上司同事冷落，发配去了昭文馆管理图书资料，赵悦也乐得如此，正好一个人清净的，每日去上班，就疯狂看着大周皇室一百多年的藏书，如饥如渴的吸收丰富着自己的知识体系。
在赵悦安静低调的在翰林院上班的时候，大周朝的朝堂，却开始掀起一阵风暴。这阵风暴的源头，某种因子，就是来自赵悦制科考试时的那番言论。
八月初，元佑帝大昭天下，宣布了几个人事任命，重新组建了执政堂。在八月初，元佑帝免去了司马光参知政事的职位，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从而以王安石为首，组建了新的政事堂。
司马光被免职，不但没有重新安排新的职务，反而直接被流放去了鄂州，去鄂州做了知州。从一个参知政事变为地方知州，谁都可以看出这是贬职流放了。
堂堂一个参知政事，朝堂政事堂重要人物被免职，这道政令一出，整个天下都哗然。司马光已经在参知政事的职位上了七年了，不说根深蒂固，也算是还深得民心的。可元佑帝说免职就免职，足见元佑帝的决心之大。
免职的原因，根据朝堂传出来的小道消息，则是司马光强烈反对元佑帝准备推行的几项政策。因为抵制和反对元佑帝的政令，惹恼了元佑帝，这才被元佑帝给赶出了汴京城，流放鄂州。
鄂州这时候，在云梦泽的南面，说起来还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司马光被贬职后，元佑帝还一起贬了数位官员，此外还有几位朝堂老臣，也被告老还乡。朝堂的权力结构，因为这次变动，再次发生改变。
赶走了司马光后，元佑帝就直接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组建新政事堂。朝堂权力结构的变革，这才是风暴的开端。
在确立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组建好新的政事堂后。八月十五，也就是中秋节过后，元佑帝再次发布昭令。宣布推行变法，以新政取代原来的一些旧政令，也叫作元佑新政。
因为新政主要是以王安石为主的政事堂推行和制定，对外界来说，也史称“王安石变法”。这时候的王安石变法，和另外一个时候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有着一丝相同，但某种程度上，却又有极大的不同。
这时候的王安石，几乎是被元佑帝推着推行新政的。或许出于很多因素考虑，这时空的“王安石变法”，没有另外时空的变法那么激烈，在政令方面，也相对温和。这些昭令，最大程度上只是要为大周朝开源节流，扩大税源，增加国库收入。
没有办法，大周朝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库空虚。每年财税收入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严重，庞大的收支不平衡，引发了巨大的统治危机。
所以，元佑帝新政，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基本上都是围绕这个命题展开。
不知道是不是赵悦的答卷给了元佑帝很多想法和建议，变法的昭令不少，主要核心的几条，却基本上都来自赵悦制科考试的答卷上的建议，只不过更为细化，也更加符合这时代的操作流程。
几条政令当中，一条就是要广开商路，就如赵悦答卷上的所说的，增开设市舶司。大周朝原来只设置有泉州、登州两处南北市舶司。新政里，则再增开三处市舶司，加大对外贸易。
新增的三处市舶司，分别是广州、杭州和青州。三处市舶司的官员人选，目前还在斟酌。但这个消息放出来，倒是让朝堂不少人都心动起来。
要知道大周朝的市舶司，可是一个肥差，和盐铁运转司一样，都是富得流油的好差事。
除了开市舶司外，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