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需求决定进步，这是不变的定理，印刷术是为了印刷文字而出现，而文字需要大规模传播的前提就是，民众有需求或者皇权有需求，民众有需求的要素就是安居乐业，不必担心饿死才会去需求书籍，因为在古代，造纸的成本比某些人命还之前，更别说印刷书籍了。
王氏高丽政权将近六百年的统治就没有安稳过，民众生活都是一个问题，根本没有对印刷书籍的需求。
第二点就是技术程度，这次发现的文物是金属活字，用的是金属冶炼和灌注技术，先不考证当时的高丽有没有这项技术，单说活字印刷术的原理，是起源于印章，而印章文化的起源在亚洲毫无疑问是华夏，如果不是华夏把印章技术传入高丽，可能他们还以为他们看的书画下的印章是画上的吧。
其次金属这个东西在古代地位很高，尤其是唐代以后，冶金技术用于军事之后，铁矿，银矿等等矿石都是国家掌控的，一个处于战乱中的国家，按道理是没有心思去用金属来制造这个没什么用处的技术的。
然后就是目的性，发明者的目的，这次出土的文物是佛经，所以姑且认为是为了印刷佛经发明的，但是整个亚洲的佛教传播地，就是华夏，不管是吐蕃回鹘蒙古还是东瀛高丽越南等地。
所以这个文物最大的可能就是，通过当时的唐朝末年或者五代时期借着僧人的渠道传入高丽，谈何是高丽发展的呢？
所有的证据都对于高丽发明印刷术不利，但是偏偏高丽的媒体能把死的说成活的，这点王耀也是觉得挺神奇的。
他从沈慧欣那边弄了一套明形制的冕服后跟着徐守成飞到了高丽，用力半天的时间将契丹文字学习了，因为契丹这个小语种几乎灭绝，世面上没有相关的书籍，王耀废了好大的力气从苏城图书馆和明珠博物馆借来的两本民国时期的翻译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