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军事实力本来不差，建国之初和辽的军事竞争之所以只能平手而不能达成“收复燕云”的战略目标，是因为辽本身已经是和中原文明基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大国（这个发展趋势开始于唐中期，当时的东亚地区经历了一个各民族政权文明水平普遍提高、格局逐渐趋向诸强并立的过程，辽的建国和发展就是这个趋势的集中体现。而北宋在伐辽之役中犯下的很多军事错误，也不是现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兵将分离”“看着阵图作战”，相反恰恰是分兵部队不听中枢指挥贪功冒进。——这也是晚唐五代以来，中原地区军队悍勇轻斗、富于冒险性的军事风气的延续，而非所谓的“积贫积弱”“宋太祖为了保皇位收兵权不惜削弱军队战斗力”造成的。
北宋的灭亡原因——靖康之耻，其实就是当时的皇帝+顶层官僚犯了一系列猪都不会犯的错误蠢死的。比如该守的时候不守该跑的时候不跑；金人第二次围城之前的好几个月不整顿防务，反而贬斥李纲同时大搞内斗，甚至天真的开始清算历史问题（所谓“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第二次守城战最关键的时候弄一帮道士到城头跳大神；城破以后金人一度不敢下东京外城城墙，但皇帝偏偏要去金营亲自请降还去两次结果终于被扣下了；金兵都破城了都在胁迫皇帝纳降了，掌权官员还在东京城内大搞维和镇压自发组织起来反金的百姓和士兵，并且替女真人搜刮钱物人口不遗余力，等等等等。
至于为什么当时的朝廷能集合这么一帮蠢人作这么大的死，真要挖根子的话，最远需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期间，神宗皇帝为了集权对当时政治体制的破坏。——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构中，文官集团通过对宰相权力的加强和台谏等渠道，对君权的约束是很强的，所谓“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在当时并非虚语。简单点说，就是当时的皇帝并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很多事情必须文官集团集体通过，才能落实到执行层面。这样的决策机制当然会在效率上有损失，但也能更多的保证政局稳定和不出大错。但到神宗朝，宋神宗为了推行变法，对前朝遗留的这些政治制度进行了很多改动（比如削弱相权，削弱对“御笔内降”也就是皇帝旨意的审核、驳回机制，清洗台谏，甚至间接支持、鼓励搞文字狱和党争等），极大的削弱了这些约束。然后这种改动的影响持续到了徽宗朝，并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远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宠臣们搞的更糟了——当时宋徽宗宠信的权臣蔡京顺着神宗改革的势头，进一步强化了徽宗“御笔”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决策均决于“上意”，于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种集体决策机制到此基本名存实亡；而蔡京本人则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赖的优势，屡屡借“御笔”推行自己的意图，把持了朝政，同时还继续搞比起神宗朝更没底线更离谱的党争和政治清洗（比如著名的“元佑党禁”）。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了徽宗朝人才选拔机制败坏，朝堂上群小并进，最后形成的上层官僚集团既无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线，更无战略眼光，因而才能凑出一帮奇葩，在宣和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后和皇帝一块儿屡屡上演前面所提及的开玩笑一样的闹剧，最终把一个有钱有兵有人心的大国生生玩死了。
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北宋的体制本身有问题，而恰恰是没能维持住前中期较为良好的集体决策机制和政治风气。其中后期对既有政治制度的改动太过轻率，把本来趋向于集体决策的决策机制又扭回了君主独断的路子上；并且开了不好的口子之后，又进一步被有手腕无公心的蔡京等权臣利用，最终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顶端都烂掉了。而且这种烂还真不是体现在没有行动力上，而是体现在没有制约、没有合理、通畅的批评和纠错机制，所以顺则百顺（这里再补充一点：其实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好大喜功，前中期对外对内事功都不少，对角厮罗（河煌地区）和西夏的作战也是屡屡大胜，真接着打下去的话很可能会打通河西走廊——当然这是之前几代皇帝攒下的家底而并非徽宗朝君臣一手缔造的战果，所以说顺则百顺）；但一旦有了真正的危机，顶层领导者的判断稍有差池，整个体系就会像雪崩一样瞬间崩溃，这是“来自上层的崩溃”。而不是源于基底的溃烂或纯因外部压力所致的土崩瓦解。不是钱不够，不是兵不够多不能战，也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不是没有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力（这里再举一例：靖康年间北宋京师被围，勤王军中除了官军还有很多是自发应诏勤王的民兵，而且很多是从江西、湖南甚至福建赶到东京的。考虑下当时的技术条件交通条件，很不错了），是体制和体制顶端的领导集团出了问题。至于体制又是怎么出问题的，是因为具体的人。人本身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目光短浅、私心自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和相互利用。
宋朝的两大烧钱单位：官和兵。在宋代你只要进入官员这个系统，那么无论你是在职还是退休、是赋闲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