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所以小人非常迫切的希望国家正式发行货币，可以先由朝廷在CD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把关其印制过程，必须作相关的防伪认证。刚开始不用发行太多，逐步改革，可以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小人认为首届交子可以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准备金相当发行量的28%就差不多了。此外，只从澶渊之盟后，我们大宋被辽、夏、金等这些弹丸野蛮国骚扰不断，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朝廷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
我突然想起历史上对于大宋纸币的介绍——官交子，发行于北宋于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的货币，曾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流通，称作“官交子”，在四川境内流通近80年。交子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地区，发行于北宋前期（1023年）的CD最初交子由蜀地民间富商主持发行。《宋史·食货志》记载：“富民十六户主之。”在交子使用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交子具有了统一的面额和格式，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作为支付工具使用，从而具有了信用货币的特征，演变为铸币的符号，成为了真正的纸币。
看来，我也无需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我的倡议发现纸币只是历史的偶然中的必然，不是我的出现，也照样会有人倡议的，它是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需要。
转运使张若谷接着说：“太后，这位小姑娘所言及是，我们本来也有所耳闻，只是觉得时机尚不成熟，本想亲自去益州一趟，调查清楚后再上奏朝廷，没想到小姑娘就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自然清楚无比，了若指掌，还是被小姑娘捷足先登了。我们确实可以先在设立益州交子务，作为试点，发行官交子，让交子的发行权转移到朝廷的手中。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交子的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臣等以为这是前朝从未有之，无先例可循的事情，犹如瞎子过河，盲人摸象，所以朝廷对于纸币的发行要特别谨慎，必须完善纸币监管法律政策的出台，而我们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应该深思熟虑，出台一套比较完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
薛田接着说：“老臣觉得首先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是因为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其次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交子先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可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我们要注意朝廷必须有效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因为一旦出现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朝廷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公信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最终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也就变成了废纸，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朝廷的监管对于金融币制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此，纸币的发行和稳定势在必行，迫在眉睫，能够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朝廷创造了财富，对解决朝廷的一时之需具有重大作用。“
我心中暗想：“这些古代人还真是不错，不愧为政治家，不仅敢想敢做，还思虑周全，真是些有识之士呀。而且北宋交子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后来大宋形式每日聚下，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而大量超额发行。《宋史·食货志》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CD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CD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其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纸币的分界发行慢慢成了通货膨胀的障眼法，因为每界发行新纸币，往往规定新币值旧钞一比几，比如元符年间(1098~1100年)换发时，新交子一缗要换回旧交子五缗，即新旧比价1∶5。政府的滥用信用，从而导致了交子成为其敛财的工具，交子没有了信用，也就丧失了流通的功能，从而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封建政府于是用更改纸币名称的办法来掠夺民间财富。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令诸路更用钱引，把纸币定名为钱引，名称虽变，但其实质为敛财工具没变，甚至变本加厉。大观元年(1107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这年的发行数“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也就是说发行量由一百二十万缗增加到二千多万缗。而且没有准备金，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可见，价值一千钱的缗只能当钱十多个钱，纸币贬值是多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