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一件东西，可能说不出半个理由；讨厌一件东西，可以说出七八个理由。
一个人，入职的原因可能很简单，可是离职的原因，说起来简单，其实并不简单。
一个勇者前进的理由只有一个：我要前进；一个懦夫后退的理由千百种，连自己都难以说得清楚。
别人的路未必适合自己，只可以借鉴，不可以效仿，效仿是低级的生存之道，创新才是永久的王道。
天下永远属于强者，属于有心改造世界的人。
忍，作为一种道，适用于做人，可是用于治国，则祸患无穷；中庸之道，也适用于做人，可是用于治国，则遗患千载。因为，国不同于人，人可以不偏不倚，正道而行，可是，国若如此，则无动力，慢慢的消耗自己的能量，直至消亡。国需要的是王道，霸道，即不惜一切代价的前进。所以孔夫子周游列国，自己的学说一无所用，远不如法家，兵家，墨家等学派的传人济济，盛行当世。王道的推崇者，从秦始皇，汉武帝，到曹操，诸葛亮，都将王道推到了极致，故而才能显赫一时，青史留名。而董仲舒推行的变形的儒家统治纲领，只能误国误民，把封建的政权逐步的推进了深渊，直至消亡。
沙俄的彼得大帝，推行改革时，雷厉风行，毫不姑息迁就王族的抵触行为。明治维新也如此。可是，轮到了中国的变法，从古至今，都是要经历无数的磨难和反复，其结果还未必是令人满意的。这都是中庸之道在作祟，都是忍字在作祟。这就是中国的悲哀。
昔日的王者，称霸中原，何曾把边陲的少数民族当做自己的同族，只知横征暴敛，颐指气使，最终导致边陲烽烟四起，危及中原政权。中原统治者把少数民族挤到了边疆，任其凌辱，鱼肉蚕食迫害，最终引起的只有反抗。这与那些人口中喊着的堂堂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殊不相符。这是内乱的祸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