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现在的沧桑感，而充满了奢华的贵气。片子里的拍摄场景，我们都很熟悉，连搭建的布景，都与我们现在在红楼搭的非常类似。我数了一下片中的主要角色，竟然与我们的本子一般无二，再往下看，纪录片记录了几个拍摄的片段，从故事上推测，应该也与我们的本子很接近。
吴摄影这几天一直在找机位，而那几个机位总引起镇魂铃的共振，这件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讲过，而纪录片里恰好拍摄了剧组架设机位的过程和位置，我仔细辨认了一下，正是吴摄影最终确认的机位。当然，受制于场地条件，导演和摄影师也许会英雄所见略同，但每一个机位都一致，这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程曼琳的关注点显然和我不同，但看着看着，她忽然情不自禁的尖叫了一声。
在我耳边，程曼琳低声问道，“常叔，刚才拍的那一段你注意没有？剧组的道具在用木头雕刻一个木制的人手，一个很苍老的老人的人手，然后把它安在了二楼的一扇门上。这个人手，小叶给我说过，她在拍摄中出现过幻觉，觉得门把手变成一只真的手，不就是这个场景吗？”
我转过身，请我那朋友把胶片倒回去，仔细又看了一遍。人手的雕刻，上色，安装在门上，拍的非常仔细，没漏过任何一个细节，而一个叼着烟斗的消瘦中年男人，站在旁边，指导着安放机位，又给一个女演员讲着如何去摸那个把手。我忽然想起，高主编曾说过他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成了一个剧组的演员，而剧组里的导演似乎就是这个叼烟斗的中年人。
我凑到荧幕前，对着画面又仔细端详起来。我那朋友在我身后，缓缓地说道：“老常，这个叼烟斗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应该就是徐维邦了。你不太了解电影史，徐维邦这个导演可以说开创了中国恐怖电影的先河，他的《夜半歌声》据说当年在北平、上海放映时，万人空巷，还吓死过人。”
朋友把放映暂停下来，定格在徐维邦的画面上。程曼琳缓缓地站起身，目光也没有离开银幕，缓缓地说道：“徐维邦导演我知道，解放后他到了香港，在香港还拍了几部电影，对香港的电影人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是出了车祸去世了，好像不到六十岁。”
朋友叹了口气，接着说：“程小姐说的很对，徐导是画家出身，刘海粟的得意弟子，半路出家搞的电影，所以他的画面构图、灯光都非常讲究，喜欢用非常冷的色调，他的电影，在那个时代绝对是独树一帜的。好像中国的影院设置观众入场年龄，也是从徐导开始的。其实他的电影表面是恐怖片，但本质上非常有人文的情怀，对自由的向往，对爱情的歌颂是他一生的主题。”
“那你是否知道他们在红楼拍的是什么电影？好像这部电影并没有拍完？”我接着他的话问了一句。
“具体是哪部电影就不知道了，但肯定没有拍完，徐导的作品年表里没有这一部。但你看片子里的摄像机上有个天马的标志，我知道徐导在上海的公司就叫天马，这可能是天马的最后一部电影，当然，很有可能也是因为这部没有拍完的电影，导致了天马的破产。”
听了朋友的讲述，联想起之前高主编对红楼的考证，看来一切都得到了印证，也许困在红楼里的剧组最后被日本宪兵秘密处死的市井传言，也不是空穴来风了。
（作环舞者宫室皆转，瞰回流者头目自旋。非宫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回流之，改变也，则人自变之。是故粉巾为兔，乐石为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图脸画眉，而人不知。唯清静者，物不能欺。--《化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