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独占这个暴利行业，才传出来的谣言。 当然，进行海外贸易也不是什么风险也没有的，如果不熟悉海路和季节气候，出海的船只能够回来一半不错了。但是一趟航行的成功，足以支持三、四趟出海的成本了，这种风险还是值得一冒的。 更何况，作为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掌握着各处收集来的海路和季节气候的资料，再加海商们的逢迎，他进行海外贸易的风险要平常商人少的多。 天津-朝鲜-日本-琉球-海这条利润丰厚的航线，来往海商们已经摸的越来越熟悉，把风险降低到了内河航行高出一点的地步。 冯铨自然也弄了两条船在航线跑，仅仅半年不到的时间他赚回了本钱。看到海贸的发展势头是如此良好，他联合亲友一口气订下了八条大船，总吨位高达5000吨，价值7.5万元。 他这里刚下了订单，这边德川幕府想要封锁对外贸易，这不是在与他为难么。脱离了这条经过日本的贸易航线，去跑其他路线，岂不是大大增加了船只出海的风险。 更何况，同日本的贸易金额占据了大明海外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要是同日本的贸易受到了打击，明年海关关税也会受到影响。 于私于公，冯铨对于德川幕府这种不近人情的做法都起了反感。他现在打从心里觉得，这是一个无赖国家，后金还要可恨。 犹豫了片刻，冯铨忍不住对着崇祯问道：“陛下，难道我们不能同德川氏办个交涉吗？臣记得，在江户不是还专门驻有一位同德川幕府打交道的使节的吗？” 朱由检点了点头回道：“的确是有一位使节在江户，不过那位大御所德川秀忠自今年春天开始，一直染病不起，连我们的使节也很难见到了。因此现在幕府的大多数事务，都交给了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全权处理。 这位三代将军对于我大明的态度，远不如大御所和善。此次幕府之定策，据说是得到了他本人的一力主张。所以，我们在江户的使节恐怕难以让这位德川家光收回对于日本海外贸易的限制了。” 冯铨顿时有些丧气，他失落的说道：“这么说来，明年总理衙门的日子要难过了。”要是日本人明年真的实施了这些政策，那么海关最起码也要损失百万元的关税，而那些一直跑东洋贸易的商人，损失更大了。 对于朱由检来说，这些政策当然是不可接受的。其他货物不计算，光是每年输入日本的生丝达到了3、4百万两，被日本人这么一限制，明年岂不是有很多小作坊要破产。 更别提，为了弥补金银货币不足，日本商人一直在大肆输出铜条以弥补大明货物的差价。日本的铜吹屋出售铜的价格是每百斤105匁，日本商人出售或抵押货款时，则每百斤铜条125匁，如果是由长崎幕府管理官吏出售或抵押货款时，则每百斤铜条为115匁。1匁相当于0.1两白银，也是说日本铜的价格在每百斤10.两之间跳动。 而在国铜价大致为六斤铜合一两白银，一两白银按照规定值880铜钱，这些铜钱的含铜量则是五斤六两。少去的10两铜是铸造费用和钱息。 不过到了大明的后期，铸造铜钱的含铜量一直不足，因此铜钱和白银之间的汇兑也变得突高突低了。崇祯登基之后，采用纸币和固定例的银元替代不规则的白银称重货币，总算是固定住了白银的价值。 此后他采用废止某一朝代之前的铜钱，和发行面值计价的铜元，总算是把市面的铜钱流通种类规范了下来。南北物流渠道的畅通，也极大的打击了南北汇兑的不平衡。现在一大明元兑换100当十铜元，或1500枚官铸铜钱，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了。 而100当十铜元的含铜量只有5斤，因此民间百姓收到铜元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把铜元用出去，而保留铜钱。由于官府、银行始终保证优先回收铜元的政策，使得原本被视为劣币的铜元，现在反倒开始慢慢接替了铜钱的流通地位。 这对于想要废止铜钱，流通铜元的朝廷和银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毕竟压铸的铜元难以伪造，而浇筑的铜钱却太好仿冒了。但是，不管是压铸铜元还是浇筑铜钱，大明都处于一个难题，是缺铜。 从日本进口的铜很好的补充了大明本土产铜不足的窘迫，日本铜抵达大明的最高价格，也在每百斤13两之下，而大明的铜价则已经升到了每百斤18两。这当然不是因为朝廷铸钱的问题，而是大明工坊采用铜制作机械零件，并铸造大炮，极大的提高了大明对于铜料的需求。 而崇祯元年时，日本年产铜不过一千余万斤，到了崇祯三年，也不过才提高到一千五六百万斤。为了应付大明的需求，日本铜商人甚至偷偷运出了此前储藏的铜条加以销售，而则原本应当是供给幕府进行铸币用的铜料。 铜料需求的旺盛，也使得日本铜的价格在不断涨，今年抵达大明的铜价已经突破了13两每百斤。虽然铜价的涨，使得大明的铜制作工坊增加了成本，但是却也带来了一个好处，私铸铜钱和铜元的现象也在不断减少。 然而对于大明有好处的事，对于日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了。金银铜的外流，已经开始影响到日本国内的市场交易，钱荒导致日本的日常用品和米价都开始急剧涨，这也是幕府为什么要制定限制海外贸易政策的缘由。 不过对于朱由检也好，冯铨也好，还是那些同日本进行海外贸易的各国商人也好，他们是不在乎日本幕府的焦虑的。他们现在只知道，自己的利益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