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恩惠的，只有两篇。 一篇从夫子的仁心出发，认为夫子心中的仁义并无区别对待百姓和君王，因此仁义应当及于官奴婢身上。 一篇则是从官奴婢本质上也是人出发，认为百姓、士大夫、官奴婢虽然身份各有不同，但是就根本上来说，大家都是没有区别的人。因此仁义能施加于士大夫、百姓身上，就能施加于官奴婢身上。 前者是翰林院的孙之獬所写，他虽然论证了仁义能够及于官奴婢身上，但是还没有脱离这个时代的社会道德标准。 即仁义施加不施加，施加于谁身上，取决于上位者的一念之间，和承受者的身份无关。虽然这篇文章附和了崇祯的要求，但是却无法惊动大明这潭死水。 而后者是大明时报的主笔柳敬亭所写，看起来西山煤矿一行，带给了他很大的震动。 因此行文之中，一种悲愤的情绪扑面而来。和孙之獬引经据典，文辞华丽不同。柳敬亭的文章用的是市井俚语一般的白话文，基本没有什么典故，但是却富有感情，就像是他说书一样。 这篇文章才正是崇祯想要的文章，脱离了一切社会身份，只是单纯的讨论人的本质，这正是人文主义的精髓。 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人生幸福：追求自由平等，反对等级观念：崇尚理性，反对蒙昧。这正是过去300年来，欧洲摆脱了愚昧的黑暗中世纪，跨入了近代社会的开始。 如果崇祯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欧洲近代思想启蒙的开端，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旨。 随着人文主义的兴起，埋葬封建秩序的资本主义思潮开始逐渐成长了起来，构建近现代科学体系的理性思维方式开始在西方成为主流。 和欧洲建立在愚昧的神学基础上的封建秩序不同，构建在儒家伦理道德上的中国封建秩序，显得更为完善而不可摧毁。 虽然大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活跃程度，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欧洲各商业城市，但是中国的文人并没有找到，打碎这座修建了2000多年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房子的有力武器。 王阳明试图改良儒学，提倡知行合一的心学，但是最后心学却依然没有逃脱儒家的伦理秩序。 至于其他人，祝允明行事“玩世自放，惮近礼法之儒”；徐渭则说：“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李贽则认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这些明代文人的思想同文艺复兴的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为耀眼。 但是同愚笨而无知的罗马教廷相比，这些明代文人所遇到的敌人实在是太过于强大和聪慧了。 王承恩小心的的观察着，崇祯看这些文章的表情。看完文章之后，朱由检想了许久才说道。 “这几篇说仁义只能给予士大夫的文章先发出去，一天发一篇，然后组织人员对每一篇文章进行批判。并欢迎各地的读者来信发表意见。 气氛培养起来之后，再把这几篇仁义能给予百姓的也发出去，让大家进行讨论。 接着是孙之獬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