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淳夫自然也知道，光凭自己这几句空话，就想要打消许心素这些海商的怨愤，那无疑是痴人说梦。 而且漳州海商为了能获得政治上的保护，把他推送上工部尚书这个位置，所花费的资金最起码超过了20万两。 为了能得到福建总兵官俞咨皋的支持，光是一次性送给自己这位亲家公的礼金，就达到了2万金。 这些海商都是锱铢必较的商人，花费了如此巨大的资金，依旧还是没能冲破闽粤缙绅对于海外贸易的垄断权力，反而被这些闽粤缙绅缙绅联合十八芝海盗集团，封锁住了海上商道。 想要让他们忍气吞声的咽下这个损失，眼睁睁的看着郑芝龙控制整个海上商道，这无疑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 许心素虽然口头上唯唯诺诺，但是心里却完全没有把吴淳夫的话听进去。 其实不管许心素身边的漳州海商，还是郑芝龙以泉州海商、广东海商为主的十八芝集团，曾经都是一家人。 他们都是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的一份子，李旦是泉州人，是海上贸易商人出身的海盗，他家资豪富名下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 李旦原本经营的是福建到菲律宾之间的贸易航线，但是因为和西班牙统治者交恶，转而迁移到了日本九州岛，成为了当地的华侨领袖。 而颜思齐是平民出身，因为受到了家乡缙绅豪奴的羞辱，一怒之下杀死对方，逃到了日本，成为了海盗。 李旦虽然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舰队，但是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以纵横四海为梦想的海盗王。 而对于这个时代的东亚海面来说，西班牙、荷兰、葡萄牙甚至是英国，都对这片富饶的东亚地区虎视眈眈。 一个在陆地上居住的海盗领袖，是无法应对这种激烈的海上挑战的。 性格豪爽、精熟武艺又能服众的颜思齐，就成了李旦推出来掌控海上秩序，保护自家海上贸易航线的代表。 有了李旦在财力上的大力支持，颜思齐才能在短短几年之内聚拢起一只庞大的海盗集团。并和杨天生、陈衷纪、郑芝龙等二十八人拜盟为兄弟，对台湾进行开发作为海盗集团的基地。 虽然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的形成，抵挡住了欧洲殖民贸易公司在东亚势力的扩展。 但是在这个海商集团的内部，却并不是铁板一块。李旦麾下的老人，因为掌握了大陆的货源组织，和日本的销售市场，基本上占据了大明-日本之间往来贸易数额的七成。 而颜思齐、郑芝龙、陈衷纪等后起之秀，虽然保护着从大陆到日本之间海上航线的安全，但是货源和市场的缺失，令的他们只能吃一些残羹冷炙。 对于这些新兴起的海盗商人来说，他们是相当不满意的。他们终日在海上漂泊，但是所得还及不上在日本和八闽坐地分赃的坐商，在郑芝龙等人看来，这完全是不合理的规矩。 毕竟这个时代的航海技术并不完善，在经度测量方法还没有找到之前，无法在海上定位的船只，往往会因为迷路而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在加上航海病和多如牛毛的海盗。 一次出海贸易如果是十艘船，能够返回九艘，已经是妈祖保佑了。平常年份的话，大约能够返回的只有7-8艘船罢了。 因此郑芝龙这些新兴海盗商人认为，他们这些在海上维护着航道的商，所得的利益应当和那些在岸上的坐商们倒过来才是公平合理的。 但是面对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班牙殖民者，在东南亚的咄咄逼人之势，颜思齐并不愿意和李旦决裂，他压制了这些海盗们的不满。 而李旦虽然已经年老体衰，但是他年轻时在海上所建立的船队，依然不可小窥。 郑芝龙等新兴海盗也只能隐忍，但是天启5年8月李旦从台湾回平户的途中去世，而紧接着9月正当壮年的颜思齐突然就得了伤寒死去。 然后所谓的十八芝首领，声称李旦、颜思齐已经把整个海盗集团的基业传给了郑芝龙。 这种不可思议的言论，让许心素等大陆坐商是完全无法相信的。毕竟李旦可是有亲生儿子的，怎么可能会把自己的基业传给一个义子。 不过许心素等人也不愿意就此服从于李旦的儿子李国助，因为李国助自小便在日本平户长大，对于他们这些八闽海商来说并没有什么威望。 而且李旦在福建的产业也实在诱人，既然郑芝龙开了先河，他们这些漳州海商也就顺手推舟了一把。 于是李旦-颜思齐海商集团，这个东亚海上秩序的维护者，迅速瓦解成了3个部分。 日本平户藩的基业，自然是落入了李旦的亲子李国助手中。而台湾基业及大部分的船队，在名义上则落入了郑芝龙手中。厦门的产业，则进入了许心素等人的口袋。 接下去，按照许心素等漳州海商的设想，就应该大家互不干涉，自由的进行贸易才对。 但是许心素等漳州海商忘记了一件事，他们是大陆闽浙缙绅的出货商，大宗商品生丝、丝绸、棉布、茶叶、瓷器、染料、铁器等货源都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如果进行互不干涉的自由贸易，李国助也好，郑芝龙也罢，到最后都成了仰他们鼻息的分销商了。 而对于闽浙缙绅来说，只要是有些底蕴的家族，都不会直接从事风险巨大的海上直接贸易，也不会冒着危险和郑芝龙这些海盗商人进行直接交易。 他们从农户收购生丝、从机户手中收购丝绸，从内陆采购茶叶、瓷器，然后把这些货物卖给许心素这些明面上正当的商人，通过垄断陆上和海洋之间的货源，来获取稳定而没有风险的利润。 因此李